1 知识阶级的分类 “智识阶级”作为外来词进入在中国，至1922年3月6日《晨报副镌》载俄国盲作家爱罗先珂名为《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讲词才发生普遍影响。此前，鲁迅对这部分人群使用传统的称谓，如早期著述的各类“士”，“士人”，《新青年》时期的“鸿儒”，“文士”。“智识阶级”一词被引进后，鲁迅采用的同义语有“知识阶级”，“智识分子”，“智识者”等，如《坟·春末闲谈》的“特殊知识阶级”，《华盖集·通讯》的“智识阶级”，同时解释了该词的舶来性质及其与中国相应人群特征存在的差别。后鲁迅多用“知识阶级”，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 早期鲁迅关注的对象即知识阶级。《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破恶声论》三篇虽各有偏重，而要旨皆在揭示知识阶级对社会文化思潮趋向的影响，重心是中国知识阶级的问题。 针对知识阶级里的各色人，鲁迅使用寓褒贬于其中的称谓词语，以示区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中国知识阶级尤近代人士多用贬义词。《摩罗诗力说》的“文士”，“哲士”，“爱智之士”，“思士”，“后贤”，“儒服之士”，“崇实之士”，“诗宗词客”等；《文化偏执论》的“辁才小慧之徒”，“奔走干进之徒”，“无赖之尤”，“识时之彦”，“识时之士”，“操觚之士”，“狡狯之徒”，“评骘之士”，“学者文家”等；《破恶声论》的“妄行者”，“知者”，“人士”，“浇季士夫”，“妄惑者”，“志士英雄”，“士人”，“士大夫”，“伪士”，“志士”，“中国桢干”等称谓反复出现。把这些词语从上下文里抽出，已减损了它们的恰切程度，且不能完全显现它们实际贬义之所在，但罗列的必要在于，突出鲁迅使用各种修饰限制语是对知识阶级问题的批判方式。若从中选取一个典型，则“伪士”可传达其贬义。 与以上称谓不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有相应的名称词语：如《摩罗诗力说》的“诗人”，“性解”，“精神界之战士”，“神思之人”，“精神界之伟人”；《文化偏执论》的“先觉善斗之士”，“聪明英特之士”，“神思宗之至新者”，“大士哲人”，“卓尔不群之士”，“大士天才”，“超人”，“英哲”，“明哲之士”，“天才”，“新神思宗徒”，“社会桢干”，“绝大意力之士”；《破恶声论》的“硕士”，“觉者”，“独具我见之士”，“健者”，“性解”，“诗人”，“首唱之士”，“才士”等。这些褒义之词，同样表达了鲁迅的态度——赞扬乃至向往，即使脱离具体语境也能显示其含义。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硕士”较可能产生；鲁迅赞赏曾在西方出现的“精神界之战士”。两者都是中国最需要又颇具力量的知识分子。这里且以“硕士”、“精神界之战士”为代表。 据鲁迅的典型词汇，知识阶级可分为“伪士”，“硕士’、“精神界之战士”，前者是中国已经且大量存在的文人，后两者是鲁迅正在发现的、呼吁在中国出现的知识阶级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知识阶级的代表。鲁迅对世界范围知识阶级的分类，彰显了中国知识阶级与西方知识阶级的差别——封建传统观念的“士”与资本主义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事实上，鲁迅已使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尺衡量中国的知识阶级，因此有了对后者的批判和要求，批判来自鲁迅用价值相对主义重估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知识阶级固守的士大夫价值，同时，强烈的历史感使鲁迅考察过去、时下为着投向未来，在现实中促使知识阶级超越过去的囿限，进入新的价值领域。这种批判并非单纯的否定，是以肯定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为正面引导，提出对中国知识阶级的要求，该要求是鲁迅对传统价值、现代价值的反思并吸取后者的精神作为战斗的动力与源泉，以校正我国知识阶级保守派、改良派论者的偏至，抑或对其启蒙。 鲁迅对知识阶级分类的目的，也许在理论上并未明确，但在文学上的表现是相当明朗的。 2 “伪士”的表现 “伪”，一般解释为“欺诈，假装”及“虚假，不真实”之义，鲁迅所说的“伪士”之“伪”，有类似的含义，意在批判某些“文人”言行不一或表里不一的性质，也指“辁才小慧之徒”。 “伪士”首先是“妄行者”，是已经或正在推行自己的主张以及“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人。“妄行”，似乎动机良好，至于后果如何，则出乎思虑之外。第一，“言武事”。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战争中显出军事装备的落后，洋务运动针对此弊进行救治；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实证了“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其惨败的结局是必然的。造成这样的局面，如果“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且“文明亦不能无偏至”；遗憾的是他们“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第二，提倡“制造商估”。鲁迅亦揭露其大名词背后的真相：“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善于生存似乎是儒服之士的一个特长；这种本领的得来，鲁迅5 年后创作的《怀旧》仍在追问：“先生能处任何时世，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痏，故虽自盘古开辟天地后，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而仰圣先生一家，独不殉难而亡，亦未从贼而死，绵绵至今”？且“非从读书得来，必不有是”？博取名誉、“善自退藏”是传统知识阶级的本领之一。第三，持“立宪国会之说”。其“较善者”，“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其“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这里，鲁迅暴露了“伪士”假“多数”名义的最堂皇而隐秘的目的以及为赢得“多数”而包藏的双簧戏式的“瞒”和“骗”的技巧与手段。“故民中之有独夫，昉于今日，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鲁迅指出知识分子需保持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手段须求的意见集中、管理统一乃至专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牴牾。该观点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时隐时现地存在，这种纠缠成为鲁迅无法摆脱的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