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问题的缘起 鲁迅留学日本时期（1902.3—1909.8，即明治35—42），在日本文艺界，正是自然主义文学占据主流地位、覆盖整个文坛的时期。年仅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周树人恰好是在这一期间中途退学放弃自己所学的医学专业，转向他当时认为比医学更能改变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学（尽管后来他在“遗嘱”中谆谆告诫儿子万不可搞文学）。人们公认鲁迅与日本近代文学关系密切，当然应该注意他和他迎头遭逢的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一点，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的发言很是令人玩味。这两位人物，一位是与哥哥鲁迅在日本东京朝夕相处共度三载春秋、并一起步入文艺道路的周作人，另一位则是与周氏兄弟一样、同为留日出身的创造社勇将成仿吾。他们都对鲁迅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作过证言或发表过见解。 周作人（1885—1968）在1937年11月所作的《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中写到： 那时候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日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尝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一读，似不甚感兴味。豫才日后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① 就是说，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并不重视日本文学，也不喜欢当时风靡文坛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周作人写这篇文章时不过40岁多一点，回忆20多岁时的事情应该没有什么生理性的障碍，加之他回忆鲁迅“以报告事实为主”② 的基本理念和平实严谨的作风，其回忆应该是可信的。 而另一方面，早在20年代，创造社新锐斗士之一的成仿吾③（1897—1984）就发表了《〈呐喊〉的评论》 （《创造季刊》2卷2号、1924年2月）。 他对刚出版不久的鲁迅的《呐喊》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从当时创造社与鲁迅的对立来看，他的意见既有偏激和情绪化的部分，也有文艺观念和美学趣味的相异所带来的见解分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成仿吾把鲁迅前期小说的性质归结为（日本式的）自然主义；（前略）这前期的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赞成自然派的主张，然而我们如欲求为一个公平的审判官，我们当然要给自然主义一个相当的地位。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前期几篇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抹杀它们，我们应当取它们在自然主义的权衡上的重量。作者先我在日本留学，那时候日本的文艺界正是自然主义盛行，我们的作者便从那时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这大约是无可疑议的。所以他现在作出许多自然派的作品来，不仅我们的文艺进化程序上的一个空缺由他填补，而在作者自己亦是很自然的。④ 在当时，成仿吾的这一意见也得到一些人的同感，署名“仲回”的《鲁迅的〈《呐喊》与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⑤（《商报》1924年3月14日）便基本赞同成仿吾的意见；杨邨人的《读鲁迅的〈呐喊〉（续）》⑥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4年6月14日）也认同鲁迅“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者”。应该说，成仿吾的意见有其自己的依据和逻辑，其实质是从某一角度对鲁迅文学的一种理解和解释。不宜因为他对鲁迅的一些小说评价不高或者持一点批评意见，就断言他是大逆不道，是在粗暴攻击鲁迅。鲁迅也是凡人，不应只许颂扬而不容丝毫微词。 本文选择这个课题的目的是想利用笔者以往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积累，从准确考察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入手，在深入把握日本自然主义的诸种特征的前提下，慎重判别《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之间究竟有无影响关系，尤其是在作品的结构层面上，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相似或者容易被视作相似的要素。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些具体问题，不仅可以解决鲁迅与日本自然主义的关系问题、判别成仿吾的见解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有偏差的，尝试摆脱所谓“权威”“传统”阐释的惯性制约潜性制约、在开放的视野中富有弹性地把握鲁迅的小说世界。 一 鲁迅留日时期所遭遇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我们首先参考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学界公认的意见，来梳理一下日本自然主义的基本脉络。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盛始于明治30年代中叶、止于40年代前期，它的生成消长的过程几乎与鲁迅的留日年代完全重合，也许这只是偶然的巧合，但实在是巧合得太完美了。作为一个流派的文学运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于1906年（一年，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 开始了文学青年的生活）。这一年，著名的文学杂志《早稻田文学》⑦和《文章世界》⑧ 先后创刊，加上已有的综合杂志《太阳》⑨ 、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等报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体平台，为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1906年（明治36），岛崎藤村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破戒》。这部作品描绘了诸种社会问题、抒写了主人公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激烈反抗，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宣告自然主义文学确立的象征性作品。与岛崎藤村并称为自然主义文学旗手的是田山花袋。他曾于日俄战争期间赴中国作从军记者，回国后任杂志《文章世界》主编。看到好友岛崎藤村的《破戒》获得成功，田山花袋受到激励。他以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内面世界的态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蒲团》（1907）。小说描写一个名叫竹中时雄的中年文人对年轻女弟子的恋情、性的欲望和工作生活中的倦怠寂寞感。作品对人的情感心理世界的毫不掩饰的露骨描写震惊了文坛，对其后的自然主义文学的行进方向、也就是“私小说”的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田山花袋本人也因此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在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的是岛村抱月。⑩ 他的理论阐述、如《文艺上的自然主义》（1908）对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影响很大。他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宣传，构成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支柱。总之，在1906年（明治36）以后的数年间，自然主义文学急速发展，成为文坛上势力最大的文学运动。自然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大多出现于1906—1909年的三四年中，整个运动一直持续到明治末期的1911年（明治4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