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下旬，亦即“三·一八”惨案发生近半年后，鲁迅离京南下， 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同行的还有许广平，但她不是和鲁迅一道赴厦门，而是同抵上海后，再分乘另一只船去广州。这次南下，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生活是一次重大转折。 对于这次南下，人们一直说是“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鲁迅随时有遭逮捕的危险，与此同时南方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也引起鲁迅的向往，为避风头，也为了奔赴革命，鲁迅即决定“战略转移”。许多年后，鲁迅自己对这次南下是这样说的： 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① 对于鲁迅的说法，很少人加以深究，更无人质疑。几十年后，朱正在其撰写的《鲁迅传略》中，针对鲁迅的解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撤职”的事，是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的。但是经平政院裁决，于1926年初即撤销了这个撤职令，恢复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要逮捕”的事，当是指“三一八”惨案之后报纸上流传的那个50人的名单。当时鲁迅确是面临着遭到通缉的威胁，但是这个威胁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段祺瑞在3月18日制造了惨案，4月间就被推翻下台了，“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接着是奉军大举入关，形势也险恶，鲁迅不得不到医院暂避。但到5月初，空气也基本缓和，他也回到了家中。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是8月下旬的事，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这20天之前，他就已经在从容布置动身的事了。他多次出席友人的饯别宴会，出席女师大的送别会，并在女师大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说，走的那天，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多人。可见不能说鲁迅是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仓皇出走的。至于说是因为南方的革命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所以南下，这说法也未必确切。福建省的地理位置显然是在南边了，但就政治地理来说，当时却和北京一样属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区域，不过比北京更加闭塞。要是真因南方革命才来，那为什么不一直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而要到这个当时颇为寂静的孤岛一般的厦门来呢？ 朱正的结论是： 上述的这些解释至少是不完全的。鲁迅离开北京，也许有避开政治环境险恶的北京的意思，也许有靠近革命正在起来的南方的意思，也许还有若干种其他的考虑。不论怎样说，现有材料表明，在所有各种原因之中，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确实是原因之一。 朱正对鲁迅的质疑，语气十分委婉，说鲁迅的解释“并不十分错”，只是“不太确切”，“是不完全”。但他意见十分明确，就是：鲁迅的南下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和许广平的关系”。 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朱正费了不少笔墨，引证许多材料，说明鲁迅早在动身南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许广平的关系就急剧升温并发生质变。鲁、许二人为了关系顺利发展，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北京，在一个新天地里一起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北京，鲁迅有一个“家”，那里不但有年迈的母亲，更有由母亲做主为他娶下的“妻子”朱安；而鲁迅还因为自己的身份、位置，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朱正的论述，因为那都是曾经存在的事实。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朱正的看法，只是为了强调鲁迅的南下主要是为了许广平，明乎此，才可能正确分析和把握鲁迅提前离开厦门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鲁迅离京南下是为了和许广平结合，那他为什么不和许广平一道都去广州或厦门，干脆开始就在一起岂不更好？这样问似乎合情，于理方面却嫌简单，没有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面已经说到，因为种种原因，鲁迅不能不顾及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如同赴厦门或广州，其效果和同在北京发展关系能有多大区别？事实上，即便这样同时出发到上海再分赴两地，已有流言说他们是“双宿双飞”。因此，开始二人不去一处，而是分赴两地，空出一段缓冲时间，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再结合在一起，实在是出于鲁、许的精心计划和缜密思考。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是，即没有人邀请鲁、许二人同时到一个地方去。那时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子”正在广州，中山大学没有想到聘请鲁迅。鲁迅到厦门，是应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的林语堂之聘。林语堂素有“绅士派”之称，对周围的事反应迟钝，不太关心。不但在北京时没有看出鲁迅与许广平有什么特殊往来，就是一年多之后鲁迅许广平双双从广州到上海，事情已经十分明朗，他还毫无觉察，依然好像蒙在鼓里。这当然也和鲁、许“保密工作”做得好有关。否则，林语堂知道鲁、许之间的关系，说不定会邀请他们同赴厦门，那还真能省去二人后来的许多麻烦。至于鲁、许二人当时愿不愿和敢不敢，那又当别论。总之，鲁迅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合同期为两年，是最初就定下来的。 对于鲁迅初定到厦门工作两年，许广平后来也有过说明。她说：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② 又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③ 鲁迅自己也几次说到他打算在厦门大学的任期。1926年6月17日，即动身前两个月， 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就说到“时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在到达厦门之后给李小峰的信中也说到：“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④。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鲁迅在厦门逗留不足半年（实际仅一学期，时间是4个月又12天）即提前去了广州。给人的印象真有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