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3—0079—07 施宾格勒曾说过：“农民是没有历史的，因而没有书写。”[1](p.282) 这句话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有充分的体现。即使进入到中国新文学时期，以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在作品中广泛地书写了乡村，展示了乡村的历史和现实状貌，但作家们的这些叙述，呈现的基本上是俯视和外在的角度，没有传达出乡村自己的声音。甚至是拥有对农民深厚感情和坚定立场、以作“文摊文学家”为初衷的赵树理，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表达的也只能是乡村和政党双重音符的糅杂。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小说显示了自己的独特，在1980年代后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他得以较充分地表现出乡村自我的立场，从而在较深层面上表现出了乡村的精神，叙述方法上也融入了更多的乡村文化特征。可以说，莫言小说的创作精神，是乡村的自语。 一、苦难的申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的乡村社会，我想“苦难”应该是最合适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20世纪现实中，农民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各种利益代表的剥削和压榨，笼罩着兵、匪、饥荒以及各种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巨大苦难阴影。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以来的几乎每一个写过乡村故事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涉到这些苦难，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阎连科的“瑶沟系列”，等等。在这当中，莫言以他对乡村苦难的执著和对苦难的独特理解而引人注目。 这首先表现在莫言苦难书写的坚韧和持久上。他的第一篇小说《售棉道上》就是以一场乡村，现实灾难为题材，此后几年时间里，他创作了《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不断深化自己对乡村苦难的叙述。1985年前后，莫言进入到“红高粱”时期，从表面上离开了苦难，转而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乡村（具体情况后面分析），但很快，在家乡“蒜苔事件”的触动下，他放下手头正写着的“红高粱”续篇，转向了《愤怒的蒜薹》的创作。正如莫言自己所说：“本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红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2](p.130) 在《愤怒的蒜薹》后，莫言一发而不可收，从《爆炸》、 《红蝗》和《欢乐》，一直到1990年代后创作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以及《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和《四十一炮》等作品中，他叙述了各式各样的乡村故事，几乎无一不与悲苦相随，无一不是他乡村苦难叙述的建构者。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这段话虽然说于1980年代，但以之来印证他整个创作也丝毫没有走样：“我近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思想核心，是我对童年生活的追忆，是一曲本质是忧悒的，埋葬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3] 莫言对苦难的执著还表现在他对一些乡村灾难的反复书写上。比如蝗灾，比如童年的痛苦，比如饥饿，都是莫言20多年创作生涯的贯穿性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有反复的书写。像《红蝗》、《蝗虫奇谈》、《食草家族》等作品中就反复书写了北方乡村的蝗灾；童年的痛苦和饥饿主题，更是从早期的《枯河》、《白狗秋千架》开始，一直到最近的《拇指拷》、《牛》和《四十一炮》等，被无数次地反复书写，可以说已成为了莫言小说创作最突出的故事母题。 有批评家认为这是莫言创作题材枯竭的表现，但我认为，不如说是因为这些苦难给莫言留下的记忆太深了，凝结在他思想情感的深处，他只有通过反复书写的方式，才能缓释和宣泄这种记忆的苦痛。我以为莫言自己的说法最有道理：“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4](p.122) 莫言的小说是他自我心灵的抒发，而他认为最能体现他形象的人物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被苦难所浸渍的乡村孤儿小黑孩[4]，这正反映出，莫言之所以如此执著于乡村的灾难和痛苦，是因为它们是莫言经历的乡村生活的写照，他自己就是这些痛苦曾经的承受者。 除了题材的繁复和创作的持久，莫言的苦难书写还具有多层面的复杂深度，呈现出从外在——内心，从现实——精神，从写实——抽象的变化过程，从而细致而全面地再现了乡村苦难的面貌。 莫言的早期作品多写现实苦难，艺术表现也以写实为主。最直接的表现是他早期作品中许多主人公都是残疾者，如“总是迷迷瞪瞪，村里人都说他少个心眼”的小虎（《枯河》），被剁掉了食指的大锁（《老枪》），失去了右手的苏社（《断手》），以及失去一只眼睛的暖（《白狗秋千架》）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也多侧重写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写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受到的各种打击和失败。 然而很快，莫言开始将笔触落到苦难所给人精神带来的创伤上，更深切地关注人物心灵上的苦痛感受。《透明的红萝卜》是这种变化的最初表现。作品中的黑孩形象曾引起过众多关注和争论，主要是因为作品对这一形象塑造的抽象化，他的苦难感受被虚幻化。也就是说，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写实功能，但作者更侧重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孤独而不是他现实上的苦难。我们比较一下《透明的红萝卜》和较早的《白狗秋千架》，两篇小说都叙述了类似的少女失明情节，但叙述情感却不一样，《白狗秋千架》在其中充分宣泄了苦涩悲凉的情感，但《透明的红萝卜》的叙述态度却颇为冷漠。其原因正是莫言对苦难的关注重心从现实向精神的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