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3—0034—008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张爱玲那样自觉地从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的小说家，并不多见。她自述《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1—p4]、推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作品”，“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2—p307]”有一次胡兰成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张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3—p150]。”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偏好与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她对传统小说的了解，也是较为全面的，传统小说诸体，举凡野史、传奇、话本、笔记、章回，她都有所涉猎。① T.S.艾略特曾认为，品鉴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就是品鉴“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4—p130]。 ”这种历史意识对于理解和评价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更为重要，因为她明确意识到历史如何延续到现在，她曾这样写道：“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4—p23]。”事实上，张爱玲的小说，也是这“活跃的演出”的一部分。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则成为她的小说在精神构成与文本构成上的基本因素。 一、虚无的世情：“世情”传统在张爱玲小说中的体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6—p179] 由于世情小说的这种特点，早期研究者多借用西方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等概念加诸其上，但这些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及演变过程，很难完全与“世情”的观念密合无间。仔细琢磨“世情小说”中的“世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的兴趣并不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不在于借用自然科学的观念解释社会现象，正如中国的“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洋写实主义绘画的焦点透视，中国的“世情小说”也并不设定一个唯一的透视中心，与其说它关注的是某种人物某种现象，不如说它关注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 张爱玲研究最深且对她影响也最显著的四部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前二者属于“世情书”，后二者可看作“言情＋世情”。这些书的作者的“洞达世情”及书中“通常的人生的回声”[5—p343]，颇与她的文学观念心心相通，其核心也正在于这种对世俗的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的洞察与体认上。张爱玲的小说得益于“世情小说”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夏志清说：“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国人脾气的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7—p260]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张爱玲的作品没有“新文艺腔”的毛病，很大程度上，便在于“世情小说”教给了她“人情世故”，也培养了她观看和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 譬如说，从“世情小说”的叙述来看，作为它们的叙述基础的，乃是“熟悉琐事”。前人评《金瓶梅》，谓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8—p1]；“琐碎中有无限烟波”[9—p224]；清人刘廷玑比较“四大奇书”后，亦谓：“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10—p184] 对于“世情小说”的这一方面，张爱玲有深刻的体认，她很重视生活中日常、凡俗的一面，曾经这样为自己辩护：“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5—p173～174] 所以，大多数传统小说，由于情节太过传奇化，为她所不取，她欣赏的是有“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的《金瓶梅》、《红楼梦》，以及“平淡而近自然”的《海上花》。她从它们对“每天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的关注里，感受到了“通常人生的回声”。② 不过，虽然重视“日常生活的况味”，张爱玲的小说却并不会让人觉得“淡出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她对“传奇”与“日常”出色的调节。《传奇》中的小说，有的从传奇故事中探测到普通人性的涌动，如《金琐记》中七巧的故事；有从普通人身上探测到深刻的心理戏剧，譬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终振保的故事。这种旨趣，张爱玲自己称为“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种宣称已经成为她的小说最有名的标签，在现代文学中听起来也颇有新意，但放到“世情小说”的传统中来看，这只不过是对这派小说的旨趣一次非常聪明且有概括力的重新宣示。③ 世情小说固然以家常日用的叙述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们叙述的故事整体，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放浪生涯，《醒世姻缘传》中的两世恶缘，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通的、正常的，所以这一派小说虽然所述皆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整体上却常常要表现的是世事无端、人情莫测，作家“举凡缺陷世界，不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11—p11]，以显其针世砭俗之意，或者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以描画世之大净”、“描画世之小丑”、“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2—p216]。 这种对“常”与“奇”的调节，相应于对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的“规则”的一面和对规则的破坏的一面的发现与调节。曾经有人认为，就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来看，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性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即在价值之源上没有超验的“神圣”的状况。④ 一些知名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余英时就认为：“中国人认定价值之源虽出于大而实现则落到心性（人）之中，所以对‘天’一方面往往存而不论，至少不十分认真”；“整个地看，中国文化只对价值源头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特别努力去建构一个完美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再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13—p16、18] 这样的判定，不论是意在支持还是意在批评，都有笼统和隔膜之嫌。不过，如果把这样的意见，用在世情小说所表现的市井世界上面，则比较合适。世情小说中表现的世俗的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和情感行为方式，由于超验的价值之源被悬置，常常表现出重复的形式。成穷在《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中这样认为：“《红楼梦》细腻地描写了此种中国人的生存样态及其情感行为方式：如何入世，如何遁世；如何做官，如何为民；如何作恶，如何消遣；如何争斗，如何妥协；如何失望，如何期盼；如何耗殆，如何再生；……（这种模式）是作为有类‘游戏规则’或数学公式那样的普遍性来表现的：游戏者可以不断地更替，但游戏规则却始终保持一致；运算数据可以每次不同，但数据之间的基本关系和运算规则没什么两样。”[14—p24～27] 这种描述，移用到纯粹的世情小说身上，也相当合适，它们的视野容量或有广狭之分，但对这种世俗社会的普遍模式的揭示是同样的。⑤ 张爱玲研读这类小说，其得益最深的地方亦在于此。她的世界同样有自己繁重的规矩与“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人物虽生存在一个破败的文化环境中，却仍顽强地遵循亘古以来的模式。她自己对此未尝没有自觉的认识，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她就这样写到：“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5—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