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763(2006)03—0090—06 一 上世纪20年代末，当《真美善》杂志的编辑因为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时，丁玲的回答是“我卖稿子，不卖女字。”[1] 这话响当当，丁玲诚然不卖“女”字，但改写了“女”字，高扬了“女”字。这应该归之于丁玲的女性叙事，对于丁玲的女性叙事，已经有很多学人进行了论述，尤其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输入中国后，更是热潮不减。我本不想涉及这个领域，但是一旦想把丁玲放置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整个话语转变的场域中来观照她的叙事嬗变，她的女性叙事就强烈地凸现出来，变得不可回避。 在40年代延安的话语场，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话语卫生学的东西建立起来了。话语卫生学是话语对话语的治疗，它以健康为治疗目标。那么，哪一种话语能承担治疗的重任？能判定其他话语为有病的话语？能施行话语治疗的手术？能开出话语治疗后话语修养的处方？只有一种话语：权力话语。在一个公共领域中，或者说一种地缘政治空间中，一般只有一种权力话语，因为权力话语要保证话语主体的意志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实现。权力话语的本质是排他的。话语卫生学在我看来，是权力话语制定的一套治疗话语的方案。 这套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由话语权威来完成的。笔者认为，1943年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延安根据地为了应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国民党，必须确立一个在言说上的权力者，既能向外应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国民党，又能在相对封闭的延安根据地实施话语的展布，这样一个言说上的权力者，通过民间的歌颂和政治高层的认同性表态，得以迅速确立：这就是毛泽东，从而毛氏话语在这个时候得以最终确立并得到认可。描述毛氏话语的形成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兴趣在于毛氏话语建立的话语卫生学是如何对知识分子的叙事进行治疗的。丁玲的女性叙事遭遇话语卫生学的治疗应该是40年代延安的最有代表性的个案。 二 论到丁玲的女性叙事，内涵十分丰富。笔者只想关注一点，丁玲是如何描写女性身体的。“身体”一词，成了当下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批评中颇受青睐的词语之一。笔者之谓“身体”，与“肉身”基本同义，它与文化、意识形态等使躯体符号化的身体对立，但它仍带有“生命所固有的私有的潜力、欲望和危险”。[2] 丁玲的女性身体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到1930年的前期创作，是第一阶段；1937—1942是为第二阶段；以后为第三阶段。实际上第三阶段中，丁玲的女性身体叙事已经是零叙事。 由此不能不首先提及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从1928年发表以来，尽管在五六十年代遭到批判，但是其艺术魅力之光总是穿透批判者的粗糙和肤浅。钱谦吾认为莎菲表征了世纪末病态，茅盾认为莎菲是时代苦闷的绝叫者，两人都还不是十分透彻。如果从中国文学的女性叙事的角度看，莎菲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表达了女性肉身的焦虑。无论从文学史看，还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在中国，都是破天荒的。 很明显，莎菲的困惑不是在对苇弟和凌吉士的两难选择的困惑，因为莎菲对苇弟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即使在凌吉士出现于莎菲生活中之前，莎菲也只是喜欢与苇弟聊天，压根儿就谈不上爱，所以在莎菲与苇弟的身体接触中，莎菲的身体失去了敏感，没有任何反应。两个年轻的异性在身体接触时，没有任何反应，这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情形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有人认为莎菲与苇弟的性别身份，颠倒了古代男女的角色，好像莎菲是男，苇弟是女。但是从他们的身体叙事中，读者看到更像两个同性人，莎菲把苇弟女性化了，或者说在莎菲眼中，苇弟就是一个姐妹、闺中密友和丫环。莎菲的困惑来自凌吉士“高贵的丰仪”与“卑劣的灵魂”的分裂，这样一种分裂就转化为莎菲的分裂：对丰仪的肉身渴望和对灵魂的精神排斥。因此不妨抄一段文字：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 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从类似于这样的文字中，一个浑身燃烧着生命之火的肉身站立起来，但这不是放纵，而是一种正当的生理诉求，莎菲与《沉沦》中的“他”一样处于身体欲求的焦渴中。在《沉沦》中，“他”的肉身渴求以一种畸形的方式达到某种程度的释放：手淫、窥视、偷听野合、醉卧妓院等违反传统伦理的方式尽管使得肉身渴求有某种释放，但是他心中的伦理观和自尊的要求，使得他无法再认同自己的行为，最后只能走向自杀的道路。而莎菲对肉身的渴求同样十分强烈，但是丁玲的叙事始终把他放置在肉身渴求和精神排斥中。因此肉身的渴望就成了一种焦虑。其实，莎菲对自己的肉身始终有着清醒的监视，监视的眼睛就是那双追求精神切合之眼，如果没有这双眼睛的监视，肉身的渴求便会变成纯粹的放纵。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肉身成为焦虑才有了生命的底蕴和意义，才有了美学的生气和神采。但这与符号化的身体不同，莎菲的肉身已经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