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3—0106—04 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世代祖居乡土的农民日渐被纳入宏观的社会经济交换体系之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恢弘的景观便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讨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营①。这一现实迅速进入小说叙事，成为当前最具产出性的文学主题之一。 然而，评论界对于这一已然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尚未形成有效的把握视角，虽然已有众多研究者分别以“乡下人进城”[1]、“打工文学”[2]、“城市异乡者”[3] 等等概念对之做出尝试性地概括与阐释，但是，上述概念都因为存在种种指意偏差从而难以准确地把握解说对象：“乡下人进城”难以区分“进城”的具体动机，务工经商是“进城”，而走亲访友、观光旅游、赶集购物同样是“进城”，但是这些“进城”行为及其可能生成的叙事景观，无疑不是上述创作潮流的关注之所在；“打工”喻指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概念所关涉的主体不仅止于入城务工的农民；“城市异乡者”的内涵同样超出入城农民的范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止是农民，城市人同样广泛地参与人员的流动过程，从而在非出生地获得“异乡者”的身份。 如果试图从宏观上概括这一创作现象，“新乡土小说”概念的提炼可能具有更为恰切的意义：一、以农民为表现对象无疑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乡土小说”的核心视角，所以仍然可以将之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二、由于它所表现的对象往往在宏观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往返于城乡两域，其思想和行为展示着异质性文化价值的冲撞，从而使得这一创作在叙事空间、价值判断等方面体现出新的特点，所以，又须在“乡土小说”之前冠之以“新”。不可否认，合适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整合复杂的创作现象，并使得整体性的价值判断与理论引导成为可能。 一、乡与城：“新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最为显著的文类特征就是对于具有空间自足性的乡村世界的书写，作家在叙事中所展开的生活空间往往限定于乡村。这主要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尚未大规模启动，城市无法大量吸纳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进城并未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从而无法支撑文学创作在这一维度的广泛展开——阿Q进城后除了行窃无以谋生，最终也只能返回未庄。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建构，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发流动近乎中止，乡土世界的空间自足性更趋强化。梁生宝只是在买稻种的时候才会短暂入城，而城市之于梁生宝的影响丝毫未见于叙事之中。 与此相比，“新乡土小说”打破了乡村世界的空间自足性。“新乡土小说”仍然保持了对于乡土生活的呈现，这种呈现展示了当代乡村令人震惊的贫穷。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清明》2003年第4期）中，由于贫穷所迫， 香香同村的女孩以每晚五元的价格在村内卖淫，而香香的母亲竟然逼迫香香从事同样的营生，并亲自把一个男人领到家中。胡学文《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飞天》2004年第3期）中的老六承包土地种胡麻亏损，种甜菜亏损，种地越种越穷，结婚的钱总是凑不齐。项小米的《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则叙述了小白家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的赤贫状况，等等。在此情况下，当城市需要农村劳动力资源并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值之时，农民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所以，孙惠芬在《上塘书》（《当代》2004年第3期）中写道：“反正，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反正，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 随着香香、老六、小白们的进城，特定的城市生活空间由此展开。建筑工地、工棚、小餐馆、发廊、合资企业的生产车间等等，是农民进城后的存身之所。毫无疑问，带着乡土记忆的农民们的城市体验必然不同于城市人的生存感知，从而生成城市空间无法同化的异质性空间。 一、动荡感。安土重迁的农民背井离乡的事实本身就是生活动荡的写照，进而，城市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变迁从四面八方危及他们脆弱的生存。在荆永鸣的《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中， 门面拆迁的传闻始终是惨淡经营着饭馆的“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我”的侄子来泰倾注全部积蓄盘来的饭馆开张刚刚三个月便在拆迁之中荡然无存。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方式的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个变数。”而在鬼子的《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中，动荡更是一种宿命的力量，车祸、中奖、 工地受伤，福祸瞬间转换，完全非人力可以预料。除此之外，在孙惠芬的《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孙春平的《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钟山》2003年第2期）、李肇正的《姐妹》（《钟山》2003年第3期）、 陈武的《换一个地方》（《青年文学》2004年第4期）等众多作品中，都描绘了进城农民们惊惊咋咋的动荡体验。 二、隔膜感。正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才使得城乡差别成为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这种差别源自不同的伦理观念、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谋生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所造成的城乡不同群体在体貌、言谈、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使得进城的农民总是与他们处身其间的城市隔着无形的壁障。虽然融入城市是他们最大的渴望，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可是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