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3—0070—05 西方建筑哲学认为，建筑于人，就是它为人提供了一个“存在的空间”（Existential Space），或者说是一个“存在的立足点”（Existential Foothold）。而中国古老建筑哲学也与之殊途同归，《黄帝内经》曰：“宅者，人之本。”作为人类衣食住行基本生存要素之一，“房子”（建筑）始终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房子”的功能可以被分为基本的和第二位的两种功能，第二位的功能指的就是指示意义和暗示意义的功能。建筑师要通过第二位意义表达意识形态的东西，一种世界观和特定的精神特质。例如德国18世纪的农舍，清楚地表明了其基本的和第二位的功能，给住在里面的人强烈的家的感觉。① 艾可作为一名十足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建议“建筑师应该把基本功能设计得富于变化，以便给第二位功能留下更开放的空间”。②“房子”的这两种功能——为人遮风避雨、容身居住与心灵的安居之所——始终是一体的。 人同建筑除了具有实用的居住关系外，还存在着一层更加休戚相关的感情关系与精神关系。黑格尔把建筑的起源归结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缘故，而不只是为了纯粹的使用功能。他认为精神家园是圣洁的，是“把大众灵魂联系到一起的东西”。建筑主要是一种象征，表明它隐约感觉到的掌管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神的力量。③ 而更为具有深刻意义的是，海德格尔提出了人类的“安居”问题。他说，“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④ 正因为人“诗的创造”同样是一种让心灵得以安居的“建筑”，一种精神乌托邦的诗意建筑，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建筑物之间便产生了默契与共振，作家们笔下关于“房子”的叙事和诗意构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精神上的象征和隐喻意义。 获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剧本的标题即为《房间》，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中，称作者“强行进入压迫的封闭房间”，指国家权力的扩张逼得个人蛰居在狭窄封闭的空间里，那些来自房间之外的威胁，剧中的戏剧冲突，来自于人与他人所组成的“黑暗”社会之间，“房间”既是避世者的“壳”，也是作家品特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人际关系准则的伦理学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哲学观点，在品特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因此，我们看到这部作品表面缺乏逻辑性的语言对话中所阐释的哲学思想。《房间》成为一个极富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文学文本。 与西方几百年来的精神世界探索的历史和思想传统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的“形而上”精神追求显得相当薄弱和匮乏，普遍缺乏对人类生存／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有着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站在一个缺乏哲学背景而更多的是政治的和实用的背景的舞台上，自身不能不受到三种明显的局限，即：文学泛政治化进而形成了政治性的基本规约的局限；经验美学的局限，个人创作圈子狭小的局限。”⑤ 在当代文学中，关于“房子”的精神性话语与写实性物质话语相比处于弱势，但我们也看到从新时期初期的探索性戏剧，到新潮小说先锋派文学的实验性写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作家们毕竟在通过创作，孜孜不倦地将思考引向一种更深的、更为本质的层面，其精神探索始终在延续。 20世纪80年代初马中骏等编剧的《屋外有热流》⑥、四幕喜剧话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以及90年代黄蓓佳的小说《玫瑰房间》⑦，都采用了超现实的象征手法表达一种人生哲理、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具有鲜明的象征寓意。毕淑敏在散文《精神的三间小屋》中，罗列出人类的精神空间所至少需要的“三间小屋”，分别用以盛放“爱和恨”、“事业”以及“我们自身”。对“房子”与“人”之间所具有的多重联系的思考及其精神性话语表达，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有所呈现，例如张承志、迟子建以及鲁羊为代表的众多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作品，以及大量以写实为旨归的“非虚构作品”等。 迟子建对房屋有着理性的思考：“房屋不仅是人的休息之所，也是人类表达感情的场所。……房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人类表达自己精神气息的一种象征。”⑧ 除了在小说《旧时代的磨房》中探究过人类的两大基本主题——食与性（“磨房”成了人类最为本能的食与性贪婪需求无法遏制所造成的悲剧性结局的象征）⑨ 之外，她的散文中还多次写到故乡黑龙江漠河一带的木刻愣民居，与自然相和谐的“非同寻常的美感”。⑩ 她对那些无比钟情于抒写和描绘房屋的作家和画家充满敬意。 基于作家本身对“房屋”的理性认识，我们则可以比较清楚地解读迟子建的作品《零作坊》中那些对“零作坊”的描写和粗俗生活表像之下所要表达的诗意梦想。《零作坊》这个极富艺术气息的标题让人对文本的阅读自然产生出一种“高雅”的期待，然而小说开头的第一章就赫然亮出了“屠宰”、“马灯”、“嚎叫的猪”等显得粗俗而野蛮的词语，这不能不令满怀期待的读者扑了个空。然而故事就这样有滋有味地讲下去了，屠宰场不合法的生活就这样自然地铺展开来，带着原始的、粗俗的、浑浊的血腥气息，屠宰台沾满了污血和猪毛、苍蝇满天飞，注水的猪肉、成堆的猪下水……这个私屠滥宰的生猪屠宰场给人的感觉充满了肮脏和罪恶，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和非法的屠宰出卖过程一起构成了小说的现实场景，尽管其中充满了屠夫式的满足和快活，但给读者造成的是视觉和想象的厌恶和反感。那么，在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甚至是与诗意完全相悖的地点，为何能够成为以“诗意化”写作著称的女作家迟子建所要描述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