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3—0137—06 叙事话语也是一种权力话语。“说话”与“听话”隐含着权力关系。在小说创作中，叙事“视点”也体现着政治意义和权力关系。作者以什么样的“视点”、“视角”来观察世界，本身就是其生存地位和政治意识的表现。作者让读者“看”到什么，是经过“视点”的选择和观察而呈现的。所以，小说中的显示与隐藏、突出与简化等，是作者运用自己的特殊主宰权力，进行“视觉”照察和“看法”安排的结果。 小说家“说”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往往以“全知”的“身份”来“说”，或者用“限知”的角度，以引导者的“身份”来“说”。因为，读者是通过小说家的眼睛来观照小说中的世界的，小说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绝对权力”。所以，古典小说的作者，往往是文本中的“上帝”，他“创造”了小说的“世界”。小说家的“视点”（point of view），其实也就是“观点”。“全知”的“观点”，就是上帝的观点，小说家对作品的世界拥有上帝般的权力。他可以任意进入作品世界的任何地方，甚至任何人的“心地”；小说中世界的时间与空间本身，也一切尽在小说家的掌握之中。而小说中的“限知”，对于读者来说，也还是“先知”。作为小说之中的唯一的“光源”和“眼睛”，作品的“观点”往往还是强加于人的。 或曰：现代小说从对历险的叙述，转变为叙述的历险。表面看来，现代小说的革命是从“讲什么”转向“怎么讲”的探索。实际上，这是对叙述中权力关系的关注与反抗。叙述中的“怎么讲”，关系到对“说话人”的信任和所说之“话”的接受。不仅是“说话人”的“看”决定了读者的“看”，而且“看法”与“说法”也直接影响着读者的态度。这里边，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权力，以及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待权力的自愿服从，是政治统治的情感基础。所以，小说的“修辞”，作为“说服”的艺术，也就包含着权力的运用。 话语即是权力，权力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这是西方当代理论的重要发现。小说创作对话语权的控制，是通过“讲什么”和“怎么讲”的双重控制来实现的。中国小说有“说话”的传统，其中的“话”，当然义指故事；若以“话语”来阐释，也自有其理据。“话语”，这一源自语言学的概念，在现代学术中被广义诠释，兼指一种知识、机构、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空中形成的法则或样式。这样，“说话”就与更广、更深的背景联系起来了。“谁讲话”、“对谁讲”、“在何时讲”、“用什么语言讲”、“根据什么讲”，等等，都体现出权力关系。因为，读者“凭什么”要“相信”你“讲”的“话”？“听话”本身就隐含着服从。“听”谁的，往往就意味着“谁”具有某种控制乃至统治的权力。所以，“叙述”的历险，乃是改变话语方式的冒险，用和以往不同的方式“说话”，读者还会“听话”吗？这正是“危险”所在。 19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生活的变化，在民众心中激起了巨大的震荡。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生活中的诸多事情被公开出来，得到了一定的清理与清算。经历了政治的颠覆与反复，人们的“心眼”得到了锻炼，“观点”在政治变化中“移位”。于是，从对以往政治话语的怀疑中，感觉到了“说话”中存在的问题。而国门的打开，不仅把西方现代派小说数十年的发展状况在短时期内传入，而且也引进了西方小说学的诸多成果。叙事学的进入，尤其在小说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叙事学的要点，在于揭示“说话”中一切幻觉产生的奥秘。所以，在看似枯燥、刻板的技术性分析中，包含某种深沉的理论激情。叙事知识与权力话语紧密联系，政治美学与叙事哲学密切相关，这就是“叙事分析”关乎“政治分析”和“生存形式分析”的理论缘由。 在小说中，“说话”问题与“视点”紧密相连。“新时期”的小说，逐渐挣脱了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说话”身份，努力用新的眼光、新的“视点”来打量世事，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叙事的危险解构。这种状况，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美学意义。 一、内在的抗争：“内心视点”的叙事 “新时期”小说与“朦胧诗”一样，都看重“意识流”。这种叙述和抒写，均以内心世界的不确定性、朦胧多义为对象。这对以往追求精神高贵和脱离世俗愿望的文学传统，无疑是一种柔性的抵抗。强调“人”拥有一个内在世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流动的心灵生活，并且会“走神”，无疑宣告了一个不受“治理”的领域的存在。这种幽深暗昧的世界，在古典美学和小说学中，至多只是人物主导性格的“陪衬”，是理性“情志”中微不足道、需要排斥的成分。“新时期”小说对“意识流”的表现，宣告这个世界是可以独立存在，并由此确立了“内心视点”的存在。以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蝴蝶》、《杂色》等“意识流”小说为开端，那种沉入内在世界的“视点”，逐渐为小说广泛运用。这里，仅从政治美学的相关方面，作一些粗略的研讨。 伍尔芙在《论现代小说》中，对传统小说叙述中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揭示：“作者似乎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个强悍蛮横的暴君控制着，在他的奴役下提供着故事情节、喜剧、悲剧、爱的情趣以及一种可能性的氛围——给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地抹上一层防腐的香油，如果他笔下的人物真的活了过来，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合此时此刻的风尚。暴君的旨意执行无误，小说也完成得恰到好处。”[1]192 这个“暴君”是谁呢？显然，他是古典小说叙事中起到“形而上”的规范作用的艺术力量。在古典小说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暴君”，还是那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他的“知”与“能”，则是通过无所不在的“视点”而实现的。这种使小说“完成得恰到好处”的力量，其实是由“视点”中体现出来的“观点”。即小说叙述者对小说中人物与事物拥有的权力，是这种“观点”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所以，对叙述方式的质疑与反抗，乃是对那种渗透于小说创作中的权力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