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6）03—0083—05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野性生命力不断强大，日益兴起的消费主义使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disenchantment），在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的踌躇观望中，屡试不爽的“实用主义”再次战胜了“理想主义”①。“消费”二字既像美女，又像毒蛇，让中国的文化人爱恨交加。“新写实”小说的渐成气候再一次证明“消费”二字的巨大魔力。 饶有意味的是，这一拨小说的创作主体都十分自觉地追求普通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流（如印家厚和小林们的琐碎生活），尽力把小说从神圣而空泛的概念还原到实用本身，解除了自五四以降小说成为“启蒙家”的拯救姿态，而且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不愿谈论宏大话语，也不喜欢谈论欲望、权力和人生价值。他们崇尚自然地生活，用“无为”哲学和“阿Q精神恢复力”为失意的自我寻找借口， 个人的理想消融于柴米油盐酱醋中。作家与读者也不再是“老师——学生”关系，而是“兄弟姐妹”的患难与共，从而为“创作主体”和“受众客体”开辟了一个独立于集体意志之外的精神空间来。 然而，这个所谓的“精神空间”并不像创作主体想象的那样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空间，更不是“绝集体意志之缘”的真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自我麻醉、自我妥协或自欺欺人的幻觉和借口，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在公民社会（civilsociety）里所倡导的“公共领域”相距甚远②。 这与其说是一个非公共领域，还不如说是小市民的个人空间或隐秘空间更合适。 正如徐贲所说的，“这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为的是躲避集体意志和消费魔力所操纵的主流文学话语的干涉。”然而，正是“这种非集体意志的姿态，这种对于消费魔力的厌倦，在一个国家权力已将社会充分物质化的环境中，却恰恰变成了一种集体态度，一种向国家权力要求独立空间的精神诉求”③ 换句话说，这个主、客两方共同创建的、刻意营造的“非集体意志空间”，却事实上成了“集体意志空间”的另一种形式，是“人民记忆”阶级属性的部分外化。 因为，“人民记忆”作为潜伏文化底层的语言流，总是伴随着作家对历史记忆不同阶段的自在书写而呈现出不同的心理动态，它为主流话语提供原始语码，却又常常受到利用者的刻意压制。“人民记忆”虽然丰富如绵绵无尽的矿藏，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机械触摸的应答物，它需要适合它的形式，一种自由的、没有固定容积的器皿去包容它，挥发它。 一定程度上，“新写实”小说文本就是创作主体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民记忆”的一次挥发。不过，这一拨作家对当下生活／历史的陈述，并不像们宣称的那样公正客观。事实上，他们的作品都是一种经过精心编码后作用于“人民记忆”的文本，它不叙述“真实”——尽管创作主体反复声明写的是真实的生活流，但这种声明（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呼吁”）的本身就足以说明“真实”的缺失或不足。因此，文本所追求的不过是如何通过“人民记忆”而让人“相信”是真实的。质而言之，历史的“真实”是“制造”出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记忆”是文化机器和集体意志争夺的关键所在④。 例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只是一个操作工，池莉说她是怀着深刻的同情去写他的，她多么不愿意看到“年轻英俊”的印家厚变成“忧郁平庸”的印家厚啊。但“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⑤ 池莉的“创作谈”清楚地表明，印家厚作为“人民记忆”的一个浅层具象是作家“制造”出来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生活在当下的个体生命，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幻想色彩”），也不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谓的“理想”、“人生”都是些“很难和它讲清道理”的乌托邦话语，跟吃饭、睡觉、上下班和接送孩子等生活流无关，印家厚、七哥和小林们都很少直接谈论国家大事，谈论理想、信心和希望等宏大话语，他们关注的是住房、婚姻、油盐酱醋和锅碗瓢盆等小型语言，他们的思想和抱负已完全“硬扭”。 因此，“人民记忆”的关键不在于记忆本身是如何纪录真实历史的，而在于它在对抗集体意志的语序中，是怎样被消解、扭曲和压抑的。这种“硬扭”使“新写实”的创作主体产生了意外的实用效果：他们的创作在凝聚和形成“人民”这个集体身份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起到了主流话语所盼望的“城市水泥”的粘合作用，对后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引路人”作用。 这是一种缺失。“新写实”的主将之一刘震云就坦承自己作品的“幼稚”。例如，在1988年到1991年间，刘震云创作了以“官场”为总题、但实际上是“人生境遇”的三部曲：《单位》、《官场》和《官人》。他在反省这一阶段的创作时则承认：“前一半是一个苍蝇从瓶子里竭力向外撞的伤痛记录，当然那是非常可笑的了；后一半是当苍蝇偶然爬出瓶子又向瓶子的回击，当然也是非常可笑的了。”而且，他发现“自己还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孩子”，在新时代尴尬地“站在那铁皮四处翅起的甲板上。”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