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5—0088—06 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在中国与世界相呼应的激进政治文化思潮的裹挟下曾经创制了自己的文学形象，绘制了自己的文学地图。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剧烈变迁的原因，也由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善于依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亦善于见风使舵的奴性品格的持久存在，左翼文学在研究者那里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价值性变迁，不是被捧之上天，就是被按之入地。尤其对延安文学的评价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左翼文学表现了一种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也因之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发展之独异一脉的延安文学表现了这样那样的关注，人们在力图进入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理解延安文学，力图借助这样或那样较为新潮的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去诠释延安文学，这些努力也曾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延安文学仍然是目前研究得最为薄弱的一片学术领地，在这方面，似乎只有文革文学研究可与之相比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对延安文学做出一些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梳理，在重新勾勒延安文学总体面貌的同时，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并由此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构成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一、“延安文学”的命名 我想首先考论一下“延安文学”的命名。倘若从延安文学生产的体制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本性来看，从它所隶属的革命大众文艺之一端来看，延安文学当然可以被置换为具有更大内涵和外延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从字面上说当来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它是指称在延安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座谈会，而非指称作为革命文艺本身的延安文艺。何其芳在谈到“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于文艺整风后应该开设的文学教育课程时曾说：“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当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艺活动的研究。”[1] 何其芳在此其实已经提到了延安的文艺，而这，正是“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即将呼之欲出的前奏。1946年8月23日， 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以“延安文艺社”的名义刊出了一篇表明即将创办《延安文艺》杂志的文稿，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来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写人民的生产、政权和武装，写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并且解释说，“这刊物叫《延安文艺》，就是我们有决心要照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2] 该刊最终虽没能出版，但它在此明确提出了“延安文艺”这一文艺性概念，而且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凸现了延安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所以值得注意。有人说，延安文艺或延安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应是1984年《延安文艺丛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年年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3]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如上所述，“延安文艺”的名称应该说源起于延安时期。在延安文人眼里，延安文艺无疑是指发生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作品，显然，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延安文艺的理解日渐呈现出广义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丁玲、贺敬之等老延安文人曾经率先对延安文艺进行了广义的理解。丁玲说，“延安文艺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4] 贺敬之也提出了跟丁玲相类似的看法，而且还参照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阐述了构建“延安文艺学”的主张。在谈及延安文学史上的作家时，他跟丁玲一样都是把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含括其中，并不局限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5] 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延安文艺（文学）也就与沿用至今的解放区文艺（文学）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当或平行了。众所周知，解放区文艺（文学）在文学研究史上源起于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一个为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那么，丁玲、贺敬之等人为何又想以“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去取代它呢？对此，原左联作家林焕平在1992年做了清楚说明。他认为，延安文学“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的文学，所谓延安思想，就是指毛泽东思想。又说，“延安文学所体现的文艺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它突出地体现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而且，由革命事业总体上说，“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都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挥中心。”因此，他明确指出有必要把“解放区文学”更名为“延安文学”，在他看来，后者较前者更能准确体现延安时期此类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即此种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6] 应该说，林焕平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说延安文学较解放区文学更能体现其本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是显得准确而犀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赞同“延安文学”的广义说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要把探究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的话，那么，由于论述对象的特别限定，自可在选用“延安文学”这个概念时偏重于对之作狭义的理解，即主要论述以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延安文学，或许唯有如此，涉及延安文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才会研究得更加清楚。 我们把延安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流脉加以研究，自然应该在文学史意义上对其起止的上下限时间做一界定。一般而言，人们把延安文学的下限大体设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不是划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我看来，这是易于为大家所认可的。较有争议的是它的上限。有研究者把它的上限设定在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也有研究者把它设定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更有研究者由于认为此前的苏区文学是延安文学的先导和源头，所以甚至主张把它的上限设定在苏区文学时期。我认为，延安文学史形成的开端自有其富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存在，这个事件乃是“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因此，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设定在这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中共文艺史上的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由刚刚奔赴保安的左联作家丁玲等人与原苏区作家李伯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并且得到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它的成立表征着左联作家与苏区作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汇合的开始，表征着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时空对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予以构建的开始，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极力称誉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7] 自此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发展才可以说终于走向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因此，本文认为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主要设定在1936年11月，而下限自可设定在1949年7月。 此种文学既是指延安文人创作的文学，也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艺运动，因为自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活动的开展在本质上与其说是一场文学运动，毋宁说是一场富有宣传鼓动性的政治文化运动来得更为恰切。整风之后的延安文艺在那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终于亘古未有地发挥了大众文艺的神奇力量，曾经默默出生又默默枯死的陕北农民在延安文艺运动的搅动下终于被发动、组织起来，因之也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意识形态启蒙。在我看来，倘若人们真把那种狭义的延安文学理解透了，那么在意识形态本性上自可借此去理解广义的延安文学，而且，愈是接近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发展阶段，其情形更是如此。 二、延安文学的性质 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 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 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8] 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19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其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