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朱光潜发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① 引发了鲁迅的批评。后来，鲁迅的《题未定草（七）》成为一篇极有名的文章②，尤其是他所说的“若要论文，须顾及全篇”、“顾及全人”的话，常常被引用，几乎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条金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可是，争论的另一方的观点，除了作为鲁迅“金律”的脚注，几乎就这样被遮盖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由于争论的一方代表了时代进步主流，实际上另一方是已落了话语权的下风，所以朱光潜想要表达的观点，格于时势，其实并没有真正展开。今天再认识此一争论，如果不是简单维护鲁迅以及左联文艺观的正确，也不是简单地做翻案文章，首先应该求取历史的待发之覆。我所见到的文章中有两篇较有新意。一是查屏球《说理、说事、说梦——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③，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角度，分析朱鲁之争背后所包含的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桐城派与魏晋派的区别，别具只眼地解释了他们不同思维方式的学术渊源；一是高桓文《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④，不仅富于洞见地指出鲁朱之争是20世纪30年代文坛中京派与海派，右翼与左翼，革命文学与审美文学之争，而且运用细致的史料发明了争论未展开的真实内容。与求是非的单纯判断不同，两篇文章都丰富了现代批评史：高文由一斑窥大体，看出现代审美思想史上的两轮：革命的批判的反思的文艺观与保守的典雅的人文的文艺观，是如何相争而又互为动力的。而查文则透过学术史，看出新旧文艺路线的内在理路的一致性，补充了原来过于看重裂变的研究范式。 不过在我看来，这历史待发之覆，不仅在于学术史内在理路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也不仅在于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革命与不革命的区别，更在于，朱光潜其实是隐隐地代表了后“五四”时代的反“反传统”力量，对于“五四”派的重新认识。或者不妨说，朱光潜其人其论，其实正是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借着他的一枝新笔，向着现代性，屈而求伸的一次“对话”。有趣的是，鲁迅也是充分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成功表达了他的现代性，不妨也说是现代与传统的一次“对话”。本文试图再次深入描述此一对话，重在挖掘其中中国传统资源，是如何参与到现代文化过程中去的。尤其是其中借传统来反传统，与借现代来反现代，传统与现代是如何在阅读中错置换位的现象。一来，看他们那里，与时代对话的古典文学阅读，是如何与现代文化思想深深联系的；二来，更多了解现代与传统之间内在结合的复杂情况。 朱光潜所论不出中国诗学传统 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到京城“省试”。写《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1935年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一文中，修改了三年前在《谈美》中对这两句诗的观点，更从“哲学意蕴”来解释。其实从今天看来，他的所谓哲学意蕴，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范围。第一，他认为，这两句诗，前一句表现了“消逝”之美，后一句表现了“永恒”之美。前一句是人的情感，后一句是大自然的美，两句有机地交织渗透，构成一种大美。两者不能分离。他说： 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了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鼓瑟”看作是人的活动。正是因为人的存在，人的活动，天地宇宙才有它充实的美好，“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如果没有人的观照，就没有大自然的永恒的美。反过来说也一样：“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人景语始清味”（《文镜秘府论十七势》）。“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这也正是以大自然永远的青山绿水，来证明人的情感心理的永远的美好。人类的情感毕竟是短暂的，有限的，但是有了青山绿水，人类心理情感的美好就有了某种信托。“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与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具有同样的抒情传统。朱光潜所揭示的这一现象，正是中国诗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遂成为一种根本性质，在今天，这几乎已成为阅读中国诗的常识了。 第二，朱一方面强调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又看出人的活动是短暂的，因而，在美感经验中，肯定静比动好，静穆比热烈更高。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譬如黄酒失去辣味，剩下的是一幅醇和。这其实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美。古希腊也将静穆当作诗的极境。“‘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