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3—0093—05 一 20世纪20年代，女性写作开始大批量、集团性地进入到中国文学领地。当我们阅读她们的小说文本时，常常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第一人称和“日记体”是她们最愿意采取的叙事方式，除了冰心之外，她们的成名作和成功作品几乎都是“自叙传”，这是为什么？ 20世纪初期女性作者从事文学写作的初衷和接受的文学观念鼓励她们涌向了这一领地。中国古代缺少第一人称的小说文本，那多少与中国古代小说文类意识有关。近代开始，在西方和域外文学的影响下，文学和小说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在文学中大胆地暴露自我的写作态度，让20世纪初期的女性作家与“创造”和“浪漫”的文学气息发生了共鸣，第一人称小说借此开始崭露头角。其实，人称只是小说写作的外在形式，在人称背后隐藏的是人们对小说叙事的态度。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指出，“在叙述本文中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发言人：一类在素材中扮演角色，一类不扮演（这种区别即使当叙述者与行为者合而为一，例如在叙述中以第一人称讲述时，依然存在）。”[1](p.7) 20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写作中出现的“我”，都是“在素材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她们寻找真实自我的“代言人”，第一人称、“日记体”为她们袒露自己的心迹提供了便利。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有写女人和为女人说话的作品，但缺少女人写和女人说自己的作品。在五四时代风潮中崛起的现代女性，她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述说自己的不平，最有效的方式是真情袒露、不假修饰地直说；如果不是她们自己“现身说法”，谁又能那么直接地进入到她们内心的隐秘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2](p.203)，这一创作态度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不时被人简单化理解的文学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中，在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鼓励下，20世纪初期的女性小说写作，自然、顺畅、集团性地进入了“自叙传”领地。 20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写作自叙传作品的大量涌现，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女性意识崛起和女性情感进入文学的便捷通道；但当我们这样说明也必须承认，这种写作方式的大量采用有时也是初入文学的女性小说作者写作技巧不成熟的体现。正像当时有人给“自叙传”文学寻找创作根据时指出的那样：“在普通的意义上，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3] 这也就是说，自叙传文学创作主张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叙”作者“自己”的身外之事，还不容易做到“真实”。其实我们知道，文学创作都源于虚构，虚构“自己”和虚构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仅限于“真实”地杜撰自己，在千篇一律之中，有时就难免不暴露自己虚构“真实”本领的局限。庐隐可能是女性小说写作自叙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作家，《海滨故人》、《曼丽》等作品，用独白、自叙、日记方式来写还不够，时不时地又在作品文本中塞进去大量的书信，好像离开倾诉就不知道怎么写小说。正因如此，20世纪初期以后，当女性写作进一步成熟，自叙传的创作倾向便有所减弱，萧红和张爱玲等，都尝试了多种写作技巧，写作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特别是张爱玲，不但在女性意识的表达上占据了时代意识的高峰，更在写作能力上进入了中国现代一流作家的行列——这也可以从反面认证，20世纪初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刚刚起步阶段，女性自叙传小说写作的某种历史必然。 然而，虽然大量采用“自叙传”的小说写作方式，有初入文学的女性作家“文学”表达能力的稚嫩因素；但正如此，强烈的“自叙”倾向也使她们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地驱除了一些“技巧”的屏蔽，显露了少有的情感质朴和真诚。这些反到给人们通过她们的小说文本认识当时一般女性意识蜕变的复杂情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二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问题：20世纪初期女性第一人称小说写作的醉入之处到底在哪里？请看下面一段来自小说文本的女性自我心理描述：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4](p.16) 冯沅君描摹的这种顾盼多姿、欲语还羞情致，曾被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称道，它是少女才能有的情怀，而五四时期在整体上说就是中国的女性意识、女性写作、女性情感的青春年少之时。 我们所说的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写作的“少女情怀”，不是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青春之谓，而是关于女性的历史人格审查。鲁迅在《小杂感》中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5](p.531) 其潜在的话语意图对应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女人性爱要求被忽视的现实。女人的情爱意识，在中国现代社会初期犹如春风掠过女性的心田，与沉睡几千年的女性情爱意识相较，仿佛是少女情窦初开。在这个意义上说，冯沅君小说中描摹的“顾盼多姿、欲语还羞情致”似乎是一个象征：只有初涉爱河的少女才有这样的情态，只有刚接受性爱启蒙的女性群体才能进入这样的境地。 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少女情怀自有其生活的依据，群体社会人格中的少女情怀也有能够被指认的情感来源。如果把它从理智上进行拆解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女性小说言说主体的少女情怀由如下一些矛盾和顾忌促成： 首先，事关重大而前程未卜。在这方面庐隐小说《海滨故人》中描述的情形最有代表性。看来好像敢做敢为的露沙说到“宗莹！从此大事定了！”一句时便“涕泪交流，宗莹也觉得从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话，十分伤心，不免伏枕呜咽”。[6](p.397) 一般男性作家写到花前月下、私订终身时的主人公的喜悦和感奋不见了，有的倒是数不尽的犹疑和彷徨。露沙是如此，《旅行》中的女主人公热恋之时也是“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我哭了，抽抽咽咽地哭”[4](p.18)。本来婚嫁就是人一生中的大事， 对于一向依附男人的中国女性，一旦自由选择终身伴侣、独立闯荡社会的时候，就像初次出远门的孩子，就像少女面对初恋，新奇中总有一些心理的忐忑和不安，由此使得她们的性爱举止多了一些犹豫和拘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