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3—0020—08 小引：对于“组稿”的特定理解与解释 1951—1952年间，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直接背景，新中国文艺界兴起了一场规模甚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在此运动中，号称“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遭受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重挫”。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对《人民文学》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应该负主要的责任”的艾青，被解除了副主编的职务。时任《文艺报》主编的丁玲，转任该职。② 就在丁玲履新之前，也就是在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展开之初，1951年11月24日，北京召开了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的“动员大会”。丁玲紧随胡乔木和周扬，也在动员大会上作了主要发言③。在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讲话末尾，丁玲指出： 创作和批评是可以组织的，过去我们也组织过，但因为方针不明确，组织的稿子便不是在很好的计划中的。从我们的经验中，也知道比较有组织的稿子，是群众需要的稿子，是可以得到较多和较好的反映的。稿件的能否组织，依靠编辑部工作的是否主动。编辑部应该经常召集一些作品的座谈会，一些问题的座谈会，编辑部应该收集研究一些存在的问题，将资料供给作家，并且帮助作家下乡、下厂、下部队，帮助他们写作。编辑部是组织者，却不是只顾自己写作的人，编辑部的人员动了，开动了脑筋，作家们也就跟着动了，问题也就活动起来，文章就多了。文章多，思想讨论活跃，这样编刊物才有意义。编辑部不怕没有稿子，就怕自己不主动。 在这段话里，丁玲强调的就是“组稿”问题及其重要性。 组稿是刊物编辑部的主要业务工作，当时或称“组织”工作之一。“组织”也正是丁玲这段话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胡乔木和周扬在这次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也都直接强调了“文学组织”和“组织文学”的重要性的思想。④ 略加辨析的话，“组织”一词，即可作为名词，也能用作动词。在本文所涉的范围内，其实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情境中，作为名词的“（文学）组织”，可被视为关于文学的制度设计；而作为动词的“组织（文学）”，则可理解为关于文学的策略手段。通常作为特定专业词汇的“组稿”，在其实际的运作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活动中，其真实的含义就如“组织”一词，有着超越文学专业范畴的多项“语用”意义和功能。简言之，“组稿”是一项由特定政治—文化的权利所支配而进行的制度化、组织性的文学业务。它关乎中国文学的制度和组织建设及其运作，也关乎中国文学的资源利用、权力地位、价值归属及时代命运等重大问题。对具体的组稿者（如刊物、编辑等）而言，其切身利益更是往往系于组稿的（一时）成败。因此，组稿不能不是高度自觉的，有明确目的的，富于计划性的，需要讲究策略的。特别是，组稿不仅承担着文学的义务，而且还负有着文学的责任。这决定了它必须进入、渗透、参与乃至影响、左右、支配文学写作的各个环节和全部流程，当然也包括文学写作的结果（如修改、定稿、发表或出版等）。如同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一样，文学也被纳入了“计划文学”的制度之中。由宏观的“计划文学”的方针、政策，设计、制定具体的“文学计划”。组稿就是对“文学计划”的实际操作，或者说，组稿是对“计划文学”的具体落实。在此意义上，组稿可谓中国当代文学（本文特指“十七年”文学，其实也可包括“文革”时期的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作为一种制度化和组织性的操作或运作机制（方式、手段），组稿全面参与并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假如有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组稿史”的话，我以为它几乎就会是一部（别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⑤ 《人民文学》既被制度化、组织性地设计、规定为新中国的“文学国刊”，它的组稿，或它与组稿的关系，不能不在动机、方式、效果诸方面具备远较其他文学刊物更为深广的自觉思考和多重诉求。它不可能仅仅着眼于刊物的自身（本位）利益，而必须自觉承担新中国文学建设的义务、责任和使命。因此，它的组稿既属刊物自身（特定）的一种文学关切方式和目标，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宏观走向的一种风向标和价值取向。概言之，它示范性地体现了新中国“国家文学”的想象、设计和实践。 一、组稿：文学的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 《人民文学》的“国刊”定位使该刊在组稿方面先天性地占据着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它可以有保障地享受到最佳文学资源的选择权和使用权。同样，几乎所有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也都以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占得一席之地而感到骄傲，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写作者的文学荣誉，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某种“政治”的评价，尤其是在政治形势变幻莫测，作家命运难以自控的时期，这一点最显敏感。因此，《人民文学》的地位包括其组稿，在国家文学的体制及其具体情境中，一般而言是得到了多重保障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组稿对《人民文学》来说就会显得轻松或不重要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民文学》地位的无比重要，它的责任和使命之重也是其他文学刊物所不能承担的。所以，它的组稿往往反倒是最艰难的。它必须与其他刊物展开资源的争夺，以此维护自身的形象和权利。资源争夺的失败——如好作品被其他刊物捷足先登，或资源的“不当使用”甚至“滥用”——如发表了“错误”作品等，都将不仅使刊物蒙羞，而且还会导致政治评价的危机。此类“耻辱”经历，在《人民文学》历史上真可谓“史不绝书”了。一言以蔽之，组稿之于《人民文学》，同样是“性命攸关”的。《人民文学》的智慧必须在组稿上胜出一筹，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特殊地位不会动摇。 组稿的资源争夺及权力的分享（乃至独享），首先表现在对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上。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具备“文学的最高身份”的地位优势，但更重要或主要的还是刊物在这方面所具备并表现出的敏锐的“自觉意识”和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在《人民文学》的组稿史上，此类的“大手笔”并不鲜见。其中，向毛泽东的组稿并获成功，就堪称经典范例之一。 国家首脑、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诗人、文学家，这对《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来说真算是件“幸事”，因为恐怕也只有《人民文学》（另如《诗刊》等）这样的刊物才“配”发表这位独一无二的特殊作者的作品，也才“敢”将他作为刊物的组稿对象。对毛泽东的成功组稿，毫无疑问将显示出刊物在文学的政治资源及最高权力的争夺上所获得的最大成功和最高成就。《人民文学》组稿史上的这一得意之笔，落墨于50年代末，完成于60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