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3—0142—04 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界报刊杂志研究的勃兴，有着复杂的原因。有人手日稠，领域见窄，学者苦于寻找不到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国传统学术重材料、嗜考据学风，经种种途径承传到新文学研究领域的内部原因；而更主要的，则可能还是受到诸如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文学场”，以及日渐发达的有关传媒和大众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影响①。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文学的杂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显著的成绩，如王晓明研究《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李欧梵研究《申报·自由谈》的《批评空间的开创》，陈平原研究《新青年》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罗岗研究《学衡》的《历史中的〈学衡〉》，以及收入陈平原、山口守所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从各自角度通过杂志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的切入，均已在学界引起相当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的博士、硕士生将他们的论文选题对准了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②。 这些研究，面对的具体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着眼点和研究方法，以及最终要达到的研究目的，也颇有差异，但大要都不离将报刊置于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的汇流中，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编辑与出版，市场与体制，社团、流派与个人等等角度，去透视、分析体现于报刊编辑、出版及报刊文本内部的诸问题。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类研究都带有鲜明的文学社会学色彩，但就所取得的成绩看，最大的创获，还在有关思想史和流派风格论的方面。 关于文学史家研究报刊的原初意义，陈平原先生回忆说：“王瑶先生之所以强调研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现代作家常常根据时世变迁不断修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的修订本解说作家当初的精神状态；二是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并谓“这一思路延续下来，使得1980年代以后，北大的教授们率先走出单纯的作家作品论，而从事于文学流派或文艺思潮的研究”③。陈平原先生这里叙述的，显然只是北大一脉的传统。而在北大之外，据严家炎等先生回忆，早在1961年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时，“接受上下一致的要求担任主编”的唐弢先生，在其为编写规定的五条原则的第一、二条就提出：“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氛围。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严家炎先生说：“据我查考，研究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这是唐弢先生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在此以前大家比较忽视”，唐弢先生因为喜欢搜集各种版本，所以对第一手材料特别看重。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给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进修生开必读书目时，就开了不少文学期刊和综合性文化期刊。这份刊物目录我在60 年代抄过来了。 到1978年王瑶先生要我给北大研究生开必读书目，我就参考了唐先生指定的刊物目录并作了一些补充和调整，首次在作品和理论资料之外，开进一批文学期刊（王瑶先生也很赞成）”④。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有关文学报刊研究的这些观点，以及由之体现的学术理路，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显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随着新的理论资源的输入，文学报刊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视野和新的动力，但在借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并“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这个基本点上却并没有多少改变。 然而，陈平原又指出，“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或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⑤，并云： 比起具体的研究课题来，我更关心下列问题：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⑥ 这些看法和问题的提出，事实上已为杂志研究区分出了不同的层面。第一层，也就是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种“资料库”，可供“史家自由出入”，从中取资，“或借以‘触摸历史’”；第二层，它是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作为“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可供包括“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去从不同层面，讨论各自话题领域内的问题；第三层，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与“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不同的文学文本，可供文学史家从自己的角度，去做独到的“解读”和“阐释”。这三个层面，从学术特点上来看似乎又分别对应着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传统或新兴的）文化研究，和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文学（文本）研究。 第一个层面的工作，是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尤其是注重目录、版本、校勘、考据的朴学，素来所重视的，其后又融入了现代实证思维和史料学的一些认识⑦，经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代学者的倡导和努力，正在逐渐走向规范化，或将最终成为一门类似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部分⑧。第二层面的工作，在传统的文化史、新闻史的研究中虽有涉及，但多限于粗线条的外部描述，很少揭示出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杂志，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空所独具的、深层的意义；因而，近年来这一层面的工作，就主要是指一种伴随着后现代思潮而来的新兴的“文化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杂志这样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被视作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个链条，意识形态规训、渗透的一种机制来对待的。这一思路，近期已较多地渗透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而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⑨。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理论资源，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艾斯卡皮到麦克卢汉，从哈贝马斯到布迪厄，都可以在杂志研究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文学研究再一次转到了它的“外部”⑩，从而再一次使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变得模糊起来。陈平原先生之所以有“到底有何区别”的追问，大约也正是感觉到了这种模糊。诚然，我们也可以用“开放学科边界”的理由，为这种现象辩护，但说到底，“开放”意味的应是拓展，而不是丢失。从这一意义上说，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去探索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将杂志作为一种文学文本去研究的方式，就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有待完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