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6）03—0088—07 1922年13卷11号的《小说月报》“通信”栏中，登载了一封金陵马静观读者的来信，信中说：“看十二卷以后的说报的人，绝不是看十一卷以前的人。我有一个表兄和好几位同学，都是爱看十一卷以前的说报的，却是十二卷一出，他们不是改过了预定的，都抱怨说‘上当了’，从此再‘不定了’。足见今后看说报的人，不是从前那些人。……”同样，14卷7 号“通信”栏中北京刘真如的来信中也说：“我想凡爱读‘礼拜六’，‘快活’，‘小说世界’底人们总不肯花两角钱买一本‘小说月报’来读的，可以说凡读‘小说月报’底人们底思想总没做‘之乎者也已焉哉’底文章的……”。 读者的反响透露出这样的信息：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事件，将那个“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① 的“五四”时代读者的文学趣味，划分为两大阵营：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的“新文学阅读圈”渐渐养成；置身圈外的则是数量庞大、名称尚不统一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刊物，因其适应了转换最慢的民间阅读口味而得以绵延不绝。事实上，直到今天的《小说月报》研究，基本上未脱当时读者来信揭示的两大阅读营垒对峙情境的潜台词。 于是，在关于《小说月报》1921年革新事件的层层叙述中，我更关注的是“当时人”即聚集在《小说月报》周围的读者群的即时反应究竟如何②。如果说《小说月报》的革新事件本身，已成为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中颇具原点意味的热门话题，那么，与其如一些研究那样，致力于对这一“原点”进行某种意义追加与挖掘③，不如尝试去梳理这一“革新事件”言说史的发生情况。 “革新事件”的核心人物沈雁冰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叙述了他所收到的两封读者来信：“新近有个定《小说月报》而大失所望（今年起）的‘老先生’，来信痛骂今年的报，说从前第十卷第九卷时真堪为中学教科书，如今是废纸，原来这九、十两卷便是滥调文字最多的两卷也。更有一位老先生（？）巴巴的从云南寄一封信来痛骂，他说当今国家危亡之秋，那有心情看小说消遣，印小说已是不经济的事，何况印这些看不懂的小说，叫人看一页要费半天工夫，真是更不经济。”④ 可以注意到，沈雁冰用“老先生”来指代这批对《小说月报》的“新文学腔”万难接受的读者，在他们眼中，12卷1号的《小说月报》不过是一册“废纸”， 这一斩截态度让后人嗅到了当时杂志竞争中那股道不同则起而伐之的火药味。 然而，这一新貌却令一群对新文学有天然好感的读者欣喜若狂，类似欢呼在《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俯拾皆是： “我是喜欢看改革后小说月报的一个，每期出版，仿佛像等不及的样子。我受小说月报底影响，我自己知道很多很大……”⑤ “自小说月报改组以来，我对于新文学上发生了不少的兴味……”⑥ “月报自改革后，日臻完美，这的确是幼稚的中国文坛上的好现象，我们何等的受惠呵！”⑦ 正是这群读者成为《小说月报》的阅读、接受主体，与“老先生”们相对，可称之为“新文学读者”。伴随着文学史叙述着意凸显的《小说月报》革新同步进行的，其实还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读者群构筑的“新文学阅读圈”的聚合形成；然而对于读者群的关注一直被混合在对革新事件的正面叙述中含糊其辞。换一种眼光就不难看到，《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的意义并非仅止于一些研究中着力考辨的商务印书馆内的人事变动与文学研究会如何将一个订数下降的“旧期刊”变成了自己的“舆论阵地”，其读者群所经历更迭与整合、一群对新文学（创作与翻译）阅读口味渐渐习惯并耳濡目染的白话文阅读群体如何体现其主体性，或许会是一个颇有兴味的话题。而《小说月报》“通信”栏，正是这样一份或许极为偶然却又很有价值的“新文学”读者群声音的记载，是一份其时最著名的新文学刊物与其读者的对话录。 这一“通信”栏主要存在于1921—1923年12—14卷的《小说月报》，由于1921年第12卷仅有四期设有“通信”栏⑧，所以又更多地集中于1922、1923两年。纵观这些通信，最让人充满兴趣的是其中相当内容涉及到一场关于要不要及如何“整理中国文学”的“编读对话”。而这两三年，恰好又是《小说月报》由基本上压抑了“整理国故”的话题到转变为1923年14卷始一度呈现出明显的“国故”色彩的时段。于是，关注《小说月报》“通信”栏的更大意义在于探究这场“新文学”读者群参与下的讨论与《小说月报》此间所经历的“整理国故”问题上的困扰与转变，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 “良师益友”、“纯正文艺”及其潜台词 读者来信中常常会用一些略显夸张的热情赞美来形容他们眼中那个“虽然是第十二卷一号，我们不妨将伊看作一卷一号”⑨ 的《小说月报》：如“黑夜中的一颗明星”⑩、“黑暗之光”(11)、“文学界的明星”(12)、“小说界的木铎”(13)、甚至有如“情人”，“不愿离她片刻”(14)，盼它不到时会“食也无味，寝也不安”(15)。读者来信中浓重的“新文艺腔”真实体现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真诚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