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6)1-0078-05 1963年，白先勇在新遭丧母之痛后，作别英雄垂暮的父亲，一个人飞赴美国求学。这一年，白先勇26岁，已在台湾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发表过《金大奶奶》、《玉卿嫂》等短篇小说。尝尽生离死别的年轻作家自此开始经历人生的重重忧患，去国之后，环境遽变，四顾茫然，心境悲凉，创作方向随之改变，留美华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与创作的主要内容。1964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发表了他去美国之后的第一篇作品——《芝加哥之死》，自此，开始了他“纽约客”系列的创作，除《芝加哥之死》外，随后问世的该系列作品包括：《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谪仙怨》、《夜曲》、《骨灰》，一共9篇。 这9个短篇的创作时间从1964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展开的。这些在纽约的中国人在二战之后来到美国求学，学成之后，除了《夜曲》的吕芳回国之后，其他的人都因为各种原因而留在美国，成为客居异国他乡的“纽约客”。在这个短篇集中，白先勇表现了这群去国离乡的“纽约客”在美国社会的种种失落、困惑、空虚乃至幻灭。9个短篇中，《芝加哥之死》和《谪仙记》的主人公最后都跳水自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残春》和《喀尔美萝姑娘》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留日学生的生活，在这三篇作品中，都发生了留学生自杀的事件，他们自杀的原因虽然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弱国子民在异国所受的歧视和压抑，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源于一种个人的性苦闷和爱情的苦闷。老舍完成于1929年的长篇《二马》反映的是旅英华人的生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1] 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而非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自觉反思和主动探索。冰心2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所写的一系列《寄小读者》温婉动人，有着淡淡的感伤，却没有流落异国天涯的风霜。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优美动人，其中所描写的留学生活真是风花雪月、令人神往，根本见不到留学生活的苦闷或是文化冲突的困惑。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大规模地引进“拿来”，对西方文化的景仰之情真是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在这个阶段，有着留洋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基本上是热情接受和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激烈批评和否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对于留洋的中国学生几乎不存在，他们出国留学本来就是以西方文化为皈依的，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文化认同危机。 白先勇这一代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不同于五四一代的作家，他们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于他们，西方文化不再是可靠的稳定的皈依，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再是彻底否定和背弃的对象。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不再把中西文化冲突理解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他们必须认知和把握的对象，而非简单的二选一就能了事的。当他们置身于一个异质的文化语境中，他们首先遭遇的是文化认同的危机，为此他们必须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两种不同文化进行独立认知，在这个通过认知而重新建立文化信仰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种种迷惘和困惑。因此，白先勇笔下所呈现出来的留学生生活具有与五四一代留学生不同的风貌，他们更多的是徘徊挣扎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属于自己的难以认同，属于别人的又难以追求。 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论及美国一战后“迷惘的一代”说道：“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的传统都失却联系。”这一段话，用来概括二战后从中国到美国去的“纽约客”同样恰当，他们在中国成长，到美国受教育，然后在美国生活，渐渐地与中国的传统失去了联系，而与美国社会又始终存在无法超越的距离，难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联系。这些“纽约客”在精神上的状况是与中国疏离，与美国隔膜，这种疏离和隔膜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命运。与中国的疏离可以说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这些离国的“纽约客”与中国的感情纽带断裂了，在他们留学美国期间，失去了在国内的亲情、爱情等感情联系，有着故乡意义的家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倦鸟；另一个层面则是历史的原因，二战后去美国的这些“纽约客”对台湾政权缺乏信心(“纽约客”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的)，对红色中国又缺乏认同感(二战后美国大搞冷战政策，对中国大陆采取敌视态度，造成了美国与新中国的隔膜，这种隔膜一定程度影响了留美学生对新中国的了解认识，原来与国民党政权有着一定背景关系的留学生更是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和断裂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大陆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使得这些“纽约客”们更是与中国大陆疏离了，《夜曲》、《骨灰》充分反映了“文革”对这些海外学人的影响。这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造成了“纽约客”与中国的疏离。这种疏离并非出自他们的自觉选择和追求，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纽约客表面上虽然是与中国疏离了，精神上却始终有一种无以排解的“文化乡愁”，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无法割舍，又无法完全认同。这种“文化乡愁”又直接影响和干扰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造成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的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