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8.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2-0075-06 一、引言 当前台湾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在文学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女性意识的兴起，50年代以来女作家群的作品便已引起广泛的讨论，许多评论者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重新赋予女性文学新的评价。如此情况改变了台湾文学史上男性作家专美于前的现象，女作家的人数比起三四十年代也多出许多，但相对于男作家而言，毕竟人数偏少。① 因此，整体而言，台湾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群还是处于“弱势”的角色。应凤凰就曾对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一书中只用六行文字介绍林海音表达了不满之意。② 就台湾文学发展情况而言，“女声”已从过去的“喑哑”进展到“发声”，她们非但已不再是失声的一群，甚至还在20世纪末发展出令人炫目的女性书写盛况。 在女性作家的各种不同身份中，以种族为出发点而成立的原住民女性作家，是本文意欲探讨的对象。相较于汉族书写而言，原住民文学的书写可说是相对弱势的一环，在这弱势的文学史环节中，原住民女作家书写则可说是弱势里的弱势，至今鲜为文坛所关注。近年来随着族群意识的觉醒，原住民文学已日渐成为文学与社会的焦点，但原住民女作家笔下所流露出的异于男性作家的特殊视野却往往被忽略。本文以排湾族利格拉乐·阿乌的《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红嘴巴的VuVu》、《穆莉淡》、泰雅族里慕伊·阿纪的《山野笛声》及邹族白兹·牟固那那的《亲爱的AK' i，请您不要生气》为探讨文本，观察三位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女性在女性书写者的审思中，如何呈现与男性书写者不同的特征。 世纪末的台湾文坛，女作家书写中的身体、情欲主题是女性找回自主书写权的表征之一，但此种以女性私领域为出发点的书写并非唯一的女性文学出路，因为女性生命史这个更大的领域也可以成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主题。女性生命史书写究竟包含着与女性关联的哪些部分？“女性生命史书写，不仅传达出个别女性的生活记忆、生命观、价值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含摄了该女性在其所身处的大社会中所感知的历史记忆、文化模式与土地情感。”[1] 台湾原住民女作家的书写内容几乎整个涵盖在女性生命史的书写之中。 威朗·马拉赏在为里慕伊·阿纪的《山野笛声》所写的序中说道：“虽然我也写作，也写评论，但女性的文章，在现代，直觉告诉我少碰为妙——身为男性，我肯定沙文，这是原罪。而里慕伊的文章，极为细致婉约，看事写情自有一分清新，男性绝对写不出来。”[2] 6威朗·马拉赏以原住民男作家的身份坦诚女作家笔下有着男作家无法写出的层面，虽然这是马拉赏个人的说法，但观察台湾原住民文学就可发现即使书写同一题材却常显示“男女有别”的现象。既是有别，女作家书写中因性别而产生的特征便值得探讨。 二、部落传统女性印记 原住民女作家中有意识地书写部落传统女性形象者应属排湾族的利格拉乐·阿乌。只有一半原住民血统的阿乌却选择排湾族传统婚礼，甚至不惜因此与外省父亲决裂。自小不愿承认自己是原住民的她，如此的选择正是向母文化依归的宣告。她在《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一书的自序中曾说：“从伤心欲绝的阿美族母亲、日渐凋零的泰雅族黥面老人，一直到我自己的母亲与外婆，一向原本只看到狭隘的原住民运动的我的双眼，似乎突然转醒了起来……”[3] 如此的转醒恐怕也是阿乌身为女性的自觉，若非女性身份是很难说出如何怀念外婆与母亲身上自然流露的强悍这样的话。因此，她恒常以自己的外婆一生经历四个男人，且每段婚姻均是她主动提出离婚，之后又尽到“抚养”和“赡养”的责任，来解释别人质疑她的女性意识的起源。阿乌没有否认自己的女性意识，毕竟她的母文化源头排湾族群本属母系社会。她从老一辈女性长者的生活智慧中，也体认了现代女性主义下的两性关系所产生的盲点。当她的外婆细心照顾生病的前夫时，她的母亲说：“谁说离婚就是结束夫妻之间的一切关系呢？”[4] 15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排湾老妇人，不懂两性关系的理论，行为纯粹是内心情感的表露。从这个看似平凡的老妇人身上，完全看不出现代社会两性离婚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的冷漠情愫。 向母文化靠拢是阿乌进一步注意母亲、外婆等族中年长女性的开始，她曾说过：“自从开始接触母文化以来，心头的重担便始终像个沉重的包袱系在身上，久久无法释怀；在台湾现行的教育体制与父权社会的教导下，我整整遗忘了自己的母亲二十年……”[4] 7此“母亲”并非只是血缘意义上的母亲，更有阿乌自我赋予的原住民众多女性的因素。③ 因此在《红嘴巴的VuVu》中，她几乎将VuVuA-gan的生命故事一笔写尽，尤其一个坚定追逐黄昏之恋的原住民女性形象更是跃然纸上。当家人不太赞成年迈的VuVu再婚时，VuVu却说：“我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什么样的日子最适合我，不用你们操心。每个人有她唱歌的方法，有她过生活的方法；我唱歌的方法是这样，而我的歌还没有唱完……”[5] 受“现代化”影响了的父权社会虽然宰制了男女人权的价值观，但VuVu选择唱自己歌的方式，无疑给了男权社会重重一击——无需任何女性主义理论的依靠，也无需搬出女性意识的背景。 里慕伊·阿纪在《八个男人陪我睡》一文中写出了外婆的年代适婚女性与男性同床共眠的往事：“一个女子成年了，也就是纹面了之后，若有男子对她有意追求，就可以透过长辈的推介，安排他在女方或男方家里与女子同睡一床。”[6] 外婆进一步解释共眠其实是单纯的聊天，好女孩会有众多“理固依”(男性)竞相共眠。里慕伊的外婆沉湎于过去的年代，回忆少女时期的朋友相见总会问“有几个理固依跟你睡过觉？”从里慕伊的描写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赖在祖母怀里的小女生，撒娇地刺探着祖母少女时期的往事。孙女与祖母的私语正像孙子与祖父之间的默契，有着难以跨越性别限定的情愫。因此，那个回归怀春期的少女祖母形象，属于女子对年少经历的个别记忆，也只有女作家比较能够体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