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6)2-0005-05 昔人有言：“石蕴玉而山晖，水含珠而川媚。”原来山河之景色秀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它深藏的宝藏联系在一起的。掘尽了矿藏，捕光了螺蚌，山水的灵气也就随之黯然失色了。隐私之于个人，亦犹珠玉之于山川，常识常规告诉我们，一个人言语上须有所节制，才能保持住起码的尊严，而表达一旦失控，什么话都往外乱说，即使是出于一时的兴奋，也会显得丢人露丑，被视为疯狂。对于此一表达失控的人生窘况，据哈金所言，他早就怀有探索的兴趣，经过了多年的构思，他终于在新出的《疯狂》(The Crazed)一书中大笔淋漓，对一个人语无伦次，极度谵妄的症状作出了详尽的展示。 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某地的一所大学，时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的闹戏一开场，主人公万坚就在晚春的空气中觉出早来的溽暑，从嘈杂的街市上经过，一股子煮萝卜、煎大油的气味使他甚感心烦。这是社会大地震即将爆发前的郁闷，它通过各个感觉渠道引起了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身心的不适，同时也贯穿此后的一连串事件，扩散为本书的叙事氛围，并以其可厌的灰色和平庸一再地骚动我们的阅读感受。凡是读完了这本小说的人，我相信，或多或少都能隐隐觉出那郁闷对作者鬼魂般的纠缠：似乎离中国越远越久，往昔生活的灰色印象和那陈腐的不适感便越是在他的中国叙事中发酵出写作的动力，迫使他反复去搔那记忆的奇痒，以致搔得他越搔越痒。 比如在病房内值班照顾病人，就是想起来令人不舒服的差事。除非你在做职业性的服务，否则，那病人即使是你的亲人，时间长了，你也会心生厌烦。荒谬的是，在吃大锅饭的国营体制中，单位领导却随便派下属顶这本属于专业看护的工作，去护理本单位住院的病人。在以下要讨论的这部小说中，中文系总支彭书记便抓了硕士生万坚和他同学班平的公差，派他俩去照顾一位住院的老师。 师生突然变换了相处的场地，一种错位的别扭感由此而起。平日站在讲台上显示出权威和魅力的杨教授中风后衰卧病榻，此刻正由着他的学生触动他失去自理能力的身体，随之暴露出他老丑糊涂的面貌。正是这一角色的颠倒使小说的叙述者以及读者获得了观察人和事的独特视角：一个有一定名望的学者突然变得像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他的体面的生命此刻麻袋般划破了一道口子，在好多陈芝麻烂谷子一一漏出来的过程中，他的勤学的学生渐渐看出了学院的日常生活中积下来的层层污垢。据万坚所闻，杨教授的猝然病倒可能起因于他和系领导之间琐碎的冲突：一是系主任宋教授嫉妒他的学术成就，在他提升正教授的事情上制造障碍；二是他赴北美做短暂的学术访问回国后，彭书记要让他自付往返的旅费。正如《等待》中那个等着办离婚和再婚手续的军医一再遭受有关上级的拖延，《池塘》中等待分配住房的工人因拒不行贿而备受主管干部的刁难，杨教授也遭遇了让书记和主任给他穿小鞋的麻烦。哈金一直在写芸芸众生渺小的不幸，所有这些人物的受害都很难说是多么血腥的迫害，他们的不幸在于泡进了现行体制的酸菜坛子，既然要在其中求得泡养，就免不了忍受那慢性的侵蚀。这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局面所滋生的平庸之恶，它四处弥漫，如同浊气渗入呼吸，离间着人心，败坏着趣味，壅蔽着精神，酿造着疯狂。小说中郁闷的氛围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在此一社会大环境中长期沈积下来的感受，直到去国多年后，他想起来还很不舒服。 万坚值班期间发现，杨教授昏睡中时常胡言乱语。大肆罗列杨教授说出的那些昏话，当然主要是为了增强渲染，制造效果。胡言乱语中杂有背诵和歌唱，其词或俗或雅，都给没有多少故事可讲的叙事节奏添入了绮丽的波澜。另有些梦呓中的真心话断续从病人口中冒出，让守在一边看护的万坚听出了他老师过去和当前私生活中某些伤心的或刺激的事情，因而在情节的推进上还起到了逗引线索，勾提悬念的作用。这些昏话听起来十分紊乱，但经过阅读的重组，紊乱中又若有编织的秩序，颇能动人联想，仔细玩味下来，其间似乎又别有戏仿的成分。总之，有关杨教授谵妄发作的诸多片断，读者都不必看得太实太死，阅读中若能尝试作出见仁见智的联想，自会品出味在酸咸之外的谐趣。 杨教授的谵妄之一是：昏迷中大唱文革时代的红色歌曲，背诵毛语录，嘟嘟囔囔地重复从前的社论体陈词滥调，以首长的口气发表演说，宣讲政策，还公然大言不惭，向虚拟的听众宣告他从政当官的宏愿。杨教授昏睡中的闹剧表演听得万坚在一边头皮发麻，活像文革鬼魂凭附于身，从他嘴里居然唱出了一连串他平时根本不可能唱出的陈旧歌曲。据万坚所叙，杨曾在文革间被打成牛鬼蛇神，就他当时的身份而言，滥唱革命群众大唱的那些歌曲，于他实属辛酸的讽刺。所以万坚想不通，像革命歌曲这类对创伤经验构成刺激的东西，何以多年后会从备受其害的杨教授口中肉麻地喷发出来。杨教授的“文革文化”后遗症让我们惊愕地看到，迫害与受害两个方面，有时会互动出奇特的共谋关系，当精神强暴最终被受害者作为精神遗产而接受下来，就连苦难的伤疤上也可能摩挲出受创的美感。 万坚对他老师的歌唱之所以感到吃惊，是因杨已被定格在病榻之上，谁都明白，病人的反常行为属于症状的发作，而唯其被视为病症，他的表演才听得万坚极为反感。万坚在用健康人的眼光看问题，他自然受不了杨的胡闹。他仅认定了个人的病理性疯狂，并未去联想群体的社会性疯狂。哈金起初想探索的疯狂状态也许只处于万坚那样的认识层次，但写成了小说，构成了故事框架，杨教授个人的症状就有了象征含义，折射出小中见大的对照。如果把杨的症状成千上万倍地放大，把万坚那吃惊的目光对准时下商业炒作的红色怀旧热潮，把舞台荧屏以及音碟影碟大唱革命歌曲、样板戏的狂热，把众多家庭聚会中自发地演唱革命歌曲以自娱的情景，全都当作一种可悲可泣的社会现象予以审视，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对种种愚弄过我们青春热情的审美情调，对伴奏过野蛮残暴的音乐叫嚣，时至今日，迷恋者、欣赏者、贩卖者依然大有人在。对比杨教授的谵妄发作，这样的红色怀旧热难道不算是一种举国的疯狂！作家的笔端牵连着社会的神经末梢，当哈金给他的杨教授口中塞进那么多过时的歌词时，他想必已敏感到政治狂潮阴魂未散，因而才罗列杨的案例，庶几使更多的受魅者看到自己可笑的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