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3-0116-06 一、书信发现的背景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于1921-1922年在剑桥大学留学，其间与许多英国著名作家、学者相识，有的还建立了深厚友谊，其中就包括查尔斯·凯·奥格顿(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香港学者梁锡华先生搜集、编辑、翻译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出版于1979年，为读者了解徐志摩在剑桥与罗素、罗杰·弗赖、魏雷等人的交游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梁锡华先生还无从知道徐志摩给奥格顿写过信。 那么，徐志摩致奥格顿的六封英文书信又是如何来历呢？原来，奥格顿有收藏书籍、保存文件的习惯，他是学界名人，交际极其广泛，财力又雄厚，因此一生有大量积累。奥格顿终身未婚，没有子嗣，他于1956年去世后，遗产被弟弟弗兰克·奥格顿(Frank Ogden)继承。弗兰克不久就把奥格顿的10万册藏书出售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但留下了奥格顿的文件，因为他发现，这些文件中有众多奥格顿与乔伊斯、维特根斯坦等作家、学者的通信，相当重要。弗兰克于1957年去世后，奥格顿的大部分文件辗转到正语学会——这是他生前一手创办，推广基本英语的一个机构——由奥格顿的律师朋友马克·海默(Mark Haymon)管理。在1980-1981年，奥格顿书信文件中的百分之八十由正语学会委托英国克鲁肯镇的拍卖商劳伦斯(Lawrence of Crewkerne)拍卖，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购买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包括徐志摩写给奥的书信在内，其余则被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等大学买下。徐志摩的书信就这样来到了麦马士德大学，与奥格登的其他文件一起，保存在大学图书馆的威廉·雷迪档案与研究数据库(The 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图书馆还特别建立了奥格登档案(C.K.Ogden Archive)，并将这些书信归入30号箱。 梁锡华先生编辑翻译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中的一部分英文书信即在70年代从加拿大麦马士德大学罗素档案馆获得。但由于麦马士德大学在1981年才购进奥格顿收藏书信，所以粱锡华先生没有能够见到徐志摩给奥格顿的这六封英文书信，世人也以为不会再有徐志摩的英文书信，根据这使它们在麦马士德大学奥格顿档案馆又静静地躺了24年。最近，笔者有幸发现并翻译了这些信件。根据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徐志摩与奥格顿的密切关系才浮出水面。经由对这些书信所涉人事背景的考证，徐志摩在剑桥活动的许多具体内容和细节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见证友谊，讨论语言学问题 奥格顿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美德林学院，学生时代就已经有很大名气。他是剑桥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邪学社(Heretics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该学会主席，邀请过众多思想、文化界名人举办讲座。奥格顿还创办了《剑桥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份杂志成为一个有关政治和战争的国际论坛，引起广泛注意。后来奥格顿把精力集中于编辑出版学术著作，以及语言学研究。再后来，他将其语言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创立了“基本英语”，在全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本英语”运动。 徐志摩与奥格顿相识，大约在1921年7月间。徐志摩给奥格顿的头两封信分别写于1921年7月12日、18日，当时他还在剑桥以南6英里的沙士顿(Sawston)住。第一封信告诉奥格顿，自己因为要去伦敦，所以与他无法在星期二见面，希望把见面的时间推迟到下星期。从这封信的口气推断，徐志摩是在和奥格顿安排他们的初次见面。6天后，徐志摩给奥格顿写了第二封信。显然在此期间徐志摩已经见过奥格顿。徐志摩告诉奥格顿，有两位张姓中国朋友也想见他，希望他能安排一个时间，到莎士顿来与大家会面。徐志摩1922年9月离开欧洲回国。在回国的第一时间，他就给奥格顿邮了一张明信片，报告自己旅途顺利，只是天气太热。同时徐志摩请奥格顿给自己寄一本弗赖(Roger Fry,1866-1934)在1920年出版的《视觉与构图》。 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又给奥格顿写信。此前奥格顿给徐志摩来过信。在这封信中，徐志摩要求奥格顿给自己邮寄一本他和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23)。他还告诉奥格顿，自己已经把他的信在两份大报上发表，并且就奥格顿在信中所讨论的问题征求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意见，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奥格顿给徐志摩的这封信发表在什么报纸上，也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测奥格顿的意见会涉及他这一时期正在进行的语言之魔力的研究。《意义之意义》这本艰涩的著作，应用20世纪初期心理学、语言学方面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歧义现象，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对语言的控制和利用等。西方学者认为，《意义的意义》是1920年代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就奥格顿和理查兹本人而言，《意义的意义》可以说是他们后来一系列学术发展的起源，如奥格顿的“基础英语”，理查兹的新批评理论，都把根扎在《意义的意义》的思想资源之中。理查兹曾说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注意语言活动的方法和结构，这是实话。况且在1920年代，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刚刚起步，对奥格顿、理查兹的语言学思想可能还无从知晓。因此，徐志摩告诉奥格顿，他信中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我只见到极少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且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发现他们的意见很少中肯，和你观点也极少接近。”徐志摩信中说他在去年圣诞节时给奥格顿邮了一本胡适的《论逻辑》(即胡适的英文著作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1922.)，好心的徐志摩希望奥格顿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思考有益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