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6)1-0092-08 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的研究，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由于他们的活动是以日本东京为舞台，且处于日本当局的监视之下，多以非法的形式进行，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缺乏第一手资料。从2002年开始，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赞助下，我以《20世纪30年代旅日中国留学生文学艺术活动的综合研究》为课题，与其他学者合作对上述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进行了发掘、研究。这一研究得到了冈田英树(以居住在伪满洲国及东北的作家，东北人作家为研究对象)、中岛利郎、野间信幸、下村作次郎(以台湾文学、旅日台湾留学生的文艺活动为研究对象)等先生的大力协作。本论文就是上述研究中的一部分成果。1933年的“华侨班事件”使“东京左联”受到毁灭性打击，林焕平等重建了“东京左联”。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东京左联”重建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 众所周知，东京左联因“华侨班事件”受到毁灭性打击。同年9月，为了重建东京左联，受周扬委托，林焕平、魏晋、陈一言一同来到日本。先后来日的还有林为梁、欧阳凡海、陈斐琴，他们与华侨班事件唯一的幸存者孟式钧共计7人于1933年11或12月重建了东京左联。林焕平在题为《从上海到东京》(见《文学评论》80年第2期)的回忆文章中，对重建后的东京左联作了如下描述： 成员有林为梁、陈斐琴、陈一言、魏晋、欧阳凡海、孟式钧和我，共七人。由林为梁、陈一言和我组成干事会，我任书记。由我同周扬单线联系，我们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用“周莲”的假名秘密通讯，我称他做“莲姐”。 从重建后的东京左联成员来看，林焕平、林为梁都是广东省台山人。陈斐琴也是广东人。因此，这一时期的东京左联可以说是以广东人为核心重建起来的。 林焕平和孟式钧认为，要重建东京左联首先要了解日本的现状。因此，他们去拜访了日本左翼作家江口涣，接受了江口的一些建议。江口说：日本的“左翼文化活动处于困境”，“我们改变了活动方式，比如创办同人杂志。一个杂志可以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尽管组织形式上比较松散，但仍可以组成一个领导核心。这样，不仅可以展开运动，还可以有效地对付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同时还给他们展示了《文化集团》、《日本诗歌》、《唯物论研究》等杂志。① 正如北冈正子等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从1932年到1933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KOPF)受到严厉镇压。1934年春，联盟所属的美术同盟、作家同盟、戏剧同盟相继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打击。江口的“建议”，正是基于上述惨痛教训提出的。② 他们的杂志《东流》正是在接受了江口的建议后着手进行准备的。据同林焕平一起来日的魏晋的回忆，“东流文艺社”成立于1934年3月6日，出席者有：林焕平、林为梁、骆剑冰、陈子谷、陈斐琴、麦穗、雷石榆、俞鸿模、欧阳凡海、陈一言、杜宣、蒋婉如、刘子文、魏晋。③ 在“东流文艺社”的成员中，除了孟式钧以外，所有参与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均榜上有名。《东流》杂志就是这样，由重建东京左联的成员为核心，加上其前后来日的旅日中国留学生创办起来的。 《东流》杂志在大约五个月之后的1934年8月1日正式创刊，总共仅有50页。“编辑者发行者”署“东流文艺社，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印刷者 上海太平洋印刷所”、“发行者 东流社营业部 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国内总代售处上海杂志公司”。虽然“编辑者 发行者”写的是东流文艺社，实际上的编辑是林焕平。从第1卷第2期(34年12月1日)起，标明主编林焕平。据林焕平的回忆，曾为东流文艺社所在地的“东京涩谷区代代木西原町863番地”，大概就是林焕平、陈辛仁、陈子谷居住过的“桂湖村”。④ 以往在日本国内发行的与东京左联有关的各种杂志，均属“非法”。即使是胡风等为首的“新兴文化研究会”发行的《文化斗争》、《文化之光》也不例外。他们，如果日本国内没有他们发表的地方，将在中国国内的《文艺新离》等杂志上寻求发表场所。但是，林焕平等人听取了江口涣的意见，以同人杂志的形式，在日本国内公开合法地发行了这一杂志，这在东京左联的历史上也是首创之举。《东流》创刊的意义及特征正在于此。⑤ 但是，《东流》的创刊十分艰难。该杂志原来预定“1934年6月”创刊，由于出版社的问题使创刊推迟。陈子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东流》杂志是很难产的。虽说是一个机关刊物，但一来没有经费。二来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些不知名的青年，在国内正流行着崇拜名人的习俗下，对于这样的刊物，有谁肯出资印刷？又有谁肯负责发行？ 经过多方活动以后，由林焕平先找到上海“左联”的成员杨骚，后又找到郭沫若，请他们帮忙。郭沫若积极地把《东流》杂志的印刷工作介绍给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几经磋商，最后，才决定在不付任何稿酬的条件下，为《东流》印刷出版和发行，问题才得到解决。后来《东流》发行多期，始终未收到上海杂志公司一文钱，大概是把出售《东流》的收主，全部用到印刷费上去了。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