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交织着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非常态社会中存在的，当时中国社会中大众传媒的生存境况是：“从出版界到银幕到剧场，从画家的调色板到无线电播音台，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处处在决荡，在扩大！”① 这样的社会性质和传媒生存境况，导致了左联期刊的一系列非常态表征。 表征一 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传播学关于期刊的定义 目前传播学关于期刊的较为完整的表述是：“面向大众，定期或不定期成册连续出版的印刷品。刊期往往在一周以上，半年以内，有固定名称，以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每期版式基本相同。”② 而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这个定义，这种偏离主要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造成的。 首先，左联期刊基本上是以地下状态存在的，根本谈不上“面向大众”的公开出版。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即使是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中间人士”主持的传媒，只要同情革命，发表左翼作品，都会有生命危险，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左联期刊则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左联的宣传阵地，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和革命倾向，所以国民党对左联期刊的查禁也就变本加厉了。只要看一看《前哨》创刊号即“纪念战死者专号”的诞生过程，就可以明白所谓的“地下状态”达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上海白克路一家小印刷所的老板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愿意接受印刷任务，但是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印刷费要翻好几倍；不准印报头和照片，以免在印刷过程中万一被人看见；从排版到印刷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在印刷过程中必须有左联的人留在印刷所，以便发生状况时有人出头去顶；印好之后必须把成品(其实是半成品)立即搬走，不能在印刷所停留片刻③。这样的苛刻条件只能反映出当时承印左联期刊的危险之大。期刊印出来以后，也不能公开出售，而是秘密发行，主要是通过盟员亲自分送或邮寄到外围和中间作家的手中，同时通过文学群众组织、各学校、工人区域的文学研究会组织秘密的发行网。可以说，左联期刊从编辑到排版、印刷再到发行，都不是公开面向大众的。 其次，左联期刊在国民党严酷的“文化围剿”之下，根本谈不上连续出版。许多左联期刊的创刊号就是其终刊号，也就无所谓“刊期”、“固定名称”和“每期版式”了。下面是关于左联期刊出版期数和期刊种类的统计表④： 表1 左联期刊出版期数与种类 2-10-16- 出版期数(期或辑) 1 不详 1015 60 期刊种类(总计46种) 16 25 2 1 2 表1的统计清楚地显示出，在左联的46种期刊中，已经明确仅出版了1期的达到了16种，约占左联期刊总数的34.8％，也就是说，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左联期刊的创刊号就是其终刊号。而在连续出版的期刊中，出版2期以上10期以下的达25种之多，约占左联期刊总数的53.2％。出版10期以上15期以下的仅2种，而只有一种期刊出版达到了60期。 左联期刊的不能公开出版和出版次数之少，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民党的查禁，但是，这与左联期刊同人办刊时自觉或不自觉的“革命理念”也是不无关联的。在1930年底的左联执委会讨论办期刊的事宜时，本来有一种意见是主张放开手，办一个合法公开的刊物，内容可以灰色一些，多样化一些，约稿的对象可以广一些，找一个同情左联而又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人来做名义上的主编。但是，“讨论的结果，决定仍办个秘密刊物。”⑤ 这就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结果因为《前哨》创刊号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纪念战死者专号”而被查禁了，第2期不能再原样出版了。一共只出版了8期的左联期刊《北斗》也是因为“太红了”而遭到了查禁，其实，在左联的一系列期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被查禁以后，之所以选择丁玲来做《北斗》的主编，就是因为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并且冯雪峰还特意叮嘱丁玲“《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⑥。所以，开始几期的《北斗》上不仅发表左联作家的文章，也发表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作家的文章，《北斗》可以说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办的第一个刊物，或者说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好的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在第三期以后，丁玲“忙别的去了”，《北斗》又红了起来，那些“中间”老作家的文章绝迹了，查封也就接踵而至了。 国民党的外部查禁和左联期刊自身的“红色追求”，导致了左联期刊的不能公开出版和出版数量之少，从而使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传播学关于期刊的定义，成为一种具有非常态表征的大众传媒，这实际上是左联期刊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表征，其突出特征就是单种左联期刊出版次数一般很少，但是先后出版的左联期刊种类却为数众多。茅盾在分析1934年何以成为“杂志年”的三个理由后指出：“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预言：即此所谓发展绝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总数的增加。”⑦ 茅盾这种中肯的分析自然是包含左联期刊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