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拓平反至今，先后正式出版的邓拓传记有七部：王必胜的《邓拓评传》、顾行、成美的《邓拓传》、王必胜的《邓拓》、庞旸的《邓拓和他的家人》、朱秀清的《书生豪情：邓拓》、李辉的《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张帆的《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关于邓拓的回忆文章结集为《忆邓拓》和《人民新闻家邓拓》两部，《人民日报回忆录》中也收录了多篇对邓拓的回忆文章①。近年来，苏双碧、王均伟、王彬彬等又先后发表了富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到目前为止，邓拓评价富有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忠诚品格的价值评价；二是对他书生气质的争论。而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对邓拓杂文《燕山夜话》的评价。 邓拓是一个忠诚的人，这是邓拓的亲人、战友、同事和学者们的共识。人们往往在两个层面上阐述邓拓的忠诚品格。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对共产党对领袖的忠诚，从而为他的冤屈击节叹惋；另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御种种极“左”思潮。这种抵御不仅包括对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斗争，而且包括对毛泽东建国后错误的自觉或不自觉修正。胡绩伟、曾彦修、王必胜、苏双碧、王宏志显然都侧重于在这后一个层面上肯定邓拓的忠诚，从而使邓拓研究蕴含深厚的历史之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自我使命的探索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思想界对个人崇拜乃至于对激进革命本身进行了深入反思之后，学者们对忠诚这种品格进行了重新审视。李辉虽然理解了“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但是，他对邓拓的赞美已经转为对邓拓书生气质的赞美。他认为：“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② 李辉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一些学者在他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在一些问题上与他对话。甘竞存认为：“由于毛泽东本人也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起哄，使个人崇拜之风愈刮愈烈，像邓拓这种有头脑的老干部也在其中起过作用。且不说他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时写的社论、文章，从他去世前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便可以看出个人崇拜是相当明显的。”③ 王均伟注意到了从邓拓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南吟草》等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从而认为“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但是后来“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他对这些粉饰现实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也追问：“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④ 王彬彬纠正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传》等海外著作夸大邓拓思想中自由主义成分的错误，同时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邓拓政治化的人生追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⑤ 笔者深受各位先行研究者的启发。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资源的同时，既不赞成无视当下时代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仍然一味赞美邓拓包含着盲目服从成分的忠诚品格；也不赞成无视当时时代文化的历史限制，用自由主义标准从整体上否定邓拓及其作品的价值。笔者不赞成把邓拓杂文尤其是其中《废弃“庸人政治”》、《伟大的空话》等篇章的批判意识拔高到自觉否定领袖崇拜的高度；也不赞成仅仅由于邓拓杂文中富有思想锋芒的篇章都是在党的高层做出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写作的就否定它的思想意义。笔者认为，对当时的时代文化状况、对《燕山夜话》的思想特质，都应该有更为细致的辨析；认为评价杂文思想的尺度只能是，它所思考的问题、它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有利于纠正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是有利于建构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以此为尺度，重新衡量《燕山夜话》，笔者认为，《燕山夜话》是那个年代可贵的纠“左”之声，是17年杂文的菁华。《燕山夜话》中的重要篇章和邓拓1957年写的《废弃“庸人政治”》等，代表了邓拓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传统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建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多读书。邓拓把“夜晚的时间”看作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他引用古书中的例子说明“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紧接着，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中又陆续发表了《杨大眼的耳读法》、《不要秘诀的秘诀》、《从三到万》、《不要空喊读书》、《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有书赶快读》、《“半部论语”》等多篇提倡多读书的杂文。这些文章介绍了各种读书方法、评价了不同的读书态度。这些杂文扣紧现实中的读书问题，又总以古人为例娓娓谈开去，格外引人入胜，且文字又十分简洁明了，达到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完美结合，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在《杨大眼的耳读法》中，他说：“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中，他说：“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他还介绍了宋朝陈善读书的“出入法”、宋朝陆九渊的“未晓不妨权放过”的方法、齐国轮扁的“反对读古人糟粕”的观点，最后总结说读书“不要秘诀就是秘诀了”。《不要空喊读书》中，他批评了“空喊读书”的人。《有书赶快读》中，他劝人，“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千万不要等着找秘本来读。《“半部论语”》中，他以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阐述自己对精读的看法。他说：“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在《一把小钥匙》中，他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此基础上，他又详细介绍了积累资料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