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6)01-0048-07 2005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刊登的魏得胜先生《张爱玲笔下的1950年代》一文，让我联想起70年前鲁迅的一段话：“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第6卷425页、430页)。鲁迅说话为文，入木三分，有时近乎预言。魏文再次提供了例证。 魏先生自陈在“差不多快有20年了”的“张爱玲热”中他一面“保持距离”，“近年热衷有减”他却“热”了起来；不仅买了《流言》，还“发誓一定要找来《秧歌》原作”。书店跑了若干家，张爱玲“各个时期的各类作品，几乎是无所不包”，“嘿，就是不见《秧歌》！”(其实以大连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张爱玲全集》收有《秧歌》)无奈只好从网上下载详读，又一口气写了这篇大作。此文也许能使出版界讳莫如深的《秧歌》跟着张爱玲一起发“热”？ 出版社热炒张作唯独冷落《秧歌》及另一长篇《赤地之恋》的玄机何在？需要“张看”一番。“张看”本是张爱玲1976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之名。此名怎讲？众说纷纭！作者自解：“张爱玲”看。她看什么？当有两解。一是往后看：以缱绻之情“反刍”她出身的那个“荣华‘高照’的残烧”(臧克家语)的旧社会和大家族。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祖父是清朝高官。腐朽的父亲与欧化的母亲结合碰撞最终分手。作为两种异质文化的“混血儿”张爱玲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借助恶男怨女缠绵悱恻、悲欢离合的婚恋纠葛，倾泻出无限的幽怨留恋交织成的复杂情愫。这时“张看”的双目，充满苦涩的泪水！这是真情，确能扣人心弦。二是往前看：对全国人民大解放的新中国、新社会，张爱玲的厌弃憎恶，倾泻在长篇《秧歌》和《赤地之恋》中。这时“张看”的双目，不折不扣地是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窈窕淑女”竟“偶尔露‘狰狞’”了！缱绻可以“热炒”，“狰狞”却断断不可！如果并举，岂不蹈孔雀开屏之覆辙？开屏的孔雀，只能正看，若站在背后“张看”，欠雅的部位赫然在目，岂不大煞风景！这就是“热炒”张爱玲时唯独对《秧歌》《赤地之恋》秘而不宣的玄机所在。 张爱玲深谙“孔雀开屏”的“艺术”。《秧歌》因此确定了炫耀“真实”的写作策略。她曾郑重宣告：“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倍。”“我确实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1954年作《赤地之恋》序)这强化了此前几月她所写的《秧歌·跋》中所述“事实”的分量：“我想借这机会告诉读者们我这篇故事的来源”，“‘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 张爱玲说她据以写《秧歌》的“真事”有三件。最吃重的一件是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登过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检讨”，“文中提起一九五○年的春天，他在华北某地(是一个小县份的名字)工作，正值春荒，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劫政府粮仓。当地的负责干部率领民兵开枪弹压，屠杀了很多的农民。这老干部也受了伤，当时情绪低落，思想发生动摇，竟颓丧地向作者说：‘我们失败了！’” 张爱玲说“这篇文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应当不会记错。“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1952年10结束，这是此文发表的时限。为稳妥计，我把1951年、1952年和1953年的《人民文学》细翻了两遍。1952年的《文艺报》也查了个遍。均不见此“检讨”和述及此事的上述文字的踪影。这使我大吃一惊：半个世纪以来评《秧歌》者对张爱玲的陈述从未置疑，真去查证，却子虚乌有。“真事”云云，原来玩的是无中生有的写作策略！谁能相信，大名鼎鼎的张爱玲，不仅能写《流言》，还能编造谎言！ 第二件“真事”是“各处的饥饿”。一是她在《解放日报》上读了一则新闻：“天津设立了饥民救济站，救济四郊饥民。”二是她从认识的女孩子那里听到，南昌乡下农民“吃米汤度日”。三是“从1950年冬天起又不断地从苏北与上海近郊来的人口中听到‘乡下简直没有东西吃！’”这多少有几分真。旧社会遍地饥馑，建国才一年多，岂能立即消除？何况当时自然灾害丛生，仅淮河水灾就使农民受害无穷。张爱玲所谓的那份检讨中也说是“春荒”，但张爱玲不如是观(容下文细说)。 第三件实际并非“真事”，而是她看过的一部纯属虚构的名叫《遥远的村庄》的电影中虚构的情节：在特务指使下地主放火烧了国家粮仓。被她移植到《秧歌》中的虚构人物剧作家顾冈笔下，作为他歪曲事实的话剧的剧情。张爱玲说她看《遥远的村庄》时“觉得很滑稽”。“剧中放火烧仓那一节”，“如果不是完全虚构的话，那一定是农民的报复行为，被歪曲了的”。张爱玲在《秧歌》中按自己的曲解加以“还原”，结果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歪曲描写；她把地主放火的阶级报复行为，篡改成农民“放火”的“报复行为”。这样一“改”，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谴责了人民政府，又谴责了党的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