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5-0091-05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动。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巨变主要不是通过乡村而更多是通过城市体现出来的，城市内部多重意识形态交互作用所造成的复杂变局以及这种变局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使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中的各阶层的矛盾及不同阶层的人关于城市的观念的变化，成了中国社会变化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居住在城中的作家，自然会关注这一重大变化，并通过这种关注探寻自己的精神出路。他们的探寻，一方面透露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变化的状态以及不同阶层市民的生存策略。从新写实小说到城市文化小说，再到城市欲望化的叙事，尽管不是一个呈递进状态的写作探索过程，但的确是一个诗意逐渐消解，欲望逐渐膨胀，精神渐渐隐去，肉身慢慢凸现的过程，这是一个城市和作家互为镜像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的变迁，也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此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份内容丰富、意味深长的历史文化档案。 一、回归市民世态 描绘世态人情的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小说大都有着较鲜明的“新写实”风格，这也许是因为生活的丰富性大大超越了文学的想像力吧。这些小说，或越过层层叠叠的屋顶，或穿过或宽或窄的街巷，驻足于底层市民的群居地带，细细刻绘远离庙堂的城市世情生态，将素不被人关注的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的众生相和纷纭杂陈的世俗景观最真实的裸呈出来，让人清晰看见隐藏在高楼大厦之后的窄街背巷的市井民间的世态、人情和事理。 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历来是当代作家挖掘的富矿，因为这里的人情世相比纯粹的乡村和纯粹的都市都要丰富复杂得多，生活在窄街背巷的小市民们大都有着发达国家市民所没有的或远或近的乡村背景，尽管他们已经远离土地谋生和生活于城市的底层，但他们的农民血缘和庞大的人数，总使得中国每一个城市都带有极深厚的乡村背景，他们是过着城市生活的农民。 在他们身上交汇着当代都市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痕迹，既有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浸染洗礼的经济头脑，也留有几千年来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的基因。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生活于街巷和市井之中物质上的相对贫困和精神上相对庸俗逆来顺受的人们，并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在一些作家那里，这些市民们知足常乐式的生存方式，是非莫辨的道德态度，在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生活空间里对政治权力话语和思想启蒙话语的拒绝和嘲弄，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甚至赞赏。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就是这样一篇标志性的小说：市民的精神气质不再被当成批判改造的对象，而成了被歌颂的力量。燕华们锦簇一团的走在汉口街头的美丽风景，就成为这种文化精神的象征。美丽的一面被强调性地加以表现，而武汉小市民身上的另一些精神现象如粗鄙、庸俗、势利的一面却被隐匿起来。“精英文化”的命运在小说里则恰恰相反：市民们对新闻联播普遍排斥，当有着作家梦想的“四”给药店店员“猫子”讲令自己激动不已以为也能把“猫子”感动得随自己心动神驰的小说灵感时，“猫子”却早已经神游酣梦了。这些场景都暗喻着启蒙话语或意识形态话语在“民间”的普遍失效，只有在有限视域的经验范围内生成的能让市民们切实感觉到的民间知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习俗才可能在他们中间产生作用。在这类小说中，精英话语和启蒙话语是普遍失效的，而民间性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停滞的日常市民生活或精神状态，则被精心梳妆打扮起来成为小说的主体。 这一类的城市小说主要有范小青的《城市民谣》、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以为你是谁》、苏童的《城北地带》、鲁彦周的《双凤楼》、缪永的《驶出欲望街》等等。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写得算是比较有诗意的了。至少，江南小城的情韵依旧构成小说的言说背景，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给诗意的语言刻绘得如暗香的米兰、青青的小草一般美丽。在这里，生活的苦难感被完全过滤掉了，“下岗”、待业、创业不再成为承载这一时代或喜或悲的市民生活的习惯性文本内容。生活如小河一般静静流淌，无论是下岗、炒股还是经商，这些人们赖以制作热门话题的生活内容，都无法在这里掀起大的波澜。时代隐去，而历史呈现，如果说以前城市小说惯于表现的是白天的喧闹的话，那么范小青的城市小说表现的则是月夜的寂静。于是一切喧嚣都融化在夜的沉静里，古老长街上的雕栏玉砌呈现出来，乾隆下江南的传说中的石狮子浮现出来，静静流淌的小河也出现了，现实的喧嚣与浮躁都稀释、化解在这“历史性的”人文气息浓厚的小河之中。这种小说与其说是在写实，还不如说是在写梦，是越过下岗、待业、炒股、经商的和谐优雅、韵致柔婉的江南梦。 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具有诗性的话，池莉的小说则是世俗性的；如果说范小青的小说是历史性的表述的话，池莉小说的时代性则是非常强的。池莉曾在《我坦率说》中对“小市民”作了重新解释：“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之流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池莉的解释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和她的叙说立场密切相关的，比起那些启蒙欲极强的精英分子，那些每天为衣食奔忙的“市井小民”一类的人物显然让池莉觉得亲切可信得多，也许在民间从来就存在着一种对精英文化的不信任的敌视态度。在池莉那里，启蒙立场未必就不是一种虚伪、欺骗、令人厌恶和鄙视的立场。相对而言，“小市民”的、平民化的、经验性的、“日常现实主义”的世俗性关怀则要真实可信得多，所以池莉说：“我用我的目光，用我的感觉，用我的语言，从我的角度去写芸芸众生”(《关于汉味》)。这样，池莉的小说未尝不可以叫作“反启蒙小说”，她企图用这种反启蒙的态度来嘲笑启蒙的虚假、虚伪、欺骗和无力。可问题在于，池莉精心构设的诸如“沔水镇”、“江汉路”之类的民间性城镇社会、生活在其间的“市井小民”以及市民们的那种坚忍达观、平淡自如的生活状态，未必就是那么美好，也未必比生活真实，比启蒙小说真实。那些无痛苦的世俗人生中的芸芸众生其乐融融的鲜活日子，与其说是池莉所言的不屈不挠的活法，还不如说是当生活的残酷被滤去后又一种虚伪的表达。如果痛苦消失，小说的深度就自然消失，于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自我麻醉和大武汉长江北岸被江堤围出的真实的散发着种种城市异味的“江汉路生活圈”疏离的表达未必就不是虚伪的虚构。池莉也好范小青也好，都是滤去变革现实残酷之后的写实，她们的写实与其说是在对生活做真实的触摸，还不如说是面对生活无奈的逃避，这种逃避的虚构尽管不可能比生活更真实，但也许比真实更能给人以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