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作家和文人、特别是身在东北和关内的东北籍作家以及主要以他们为主构成的东北作家群，对广袤而神奇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少有描写的东北的历史、现实、自然、土地、人民、生活、社会，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叙述与书写，在这些叙述和书写中，其实构筑和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包含着多重色彩和意义与价值的东北的形象，这个形象第一次以如此的规模和色调出现在中国文学中。与此同时，在所谓的“满洲事变”之后，在日本国内和伪“满洲”，一些日本的文化人和知识者以及非文化人的人士，陆续写作和出版了一批兼有游记、考察和文化民俗调查成分的“满洲风土记”之类的作品和著作，对东北(满洲)的历史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民生与风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略不一的记述和书写。还有随着日本对东北的移民而出现的所谓“开拓文学”，也对东北的自然和移民生活作了描写。这些以日文写作的、在日本和伪“满洲国”出版的林林总总的文本，在整体上同样描绘和塑造了一个东北(满洲)形象，一个与中国东北作家和知识者的描述和叙述，在视角、视点、内容、色彩不一样的东北形象。借用美国学者安德林《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概念，“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文化人和知识者的东北—满洲形象，是同时而异质的，这个同时而异质的东北—满洲形象的出现，反映出中日两国知识者和文化人，在面对同一个对象时，他们的观察与看视的角度、视点和摄取装置存在结构性差异，由此带来书写和摄取内容的显著差异。这样的摄取角度、装置和内容的差异，构成了有关东北书写和形象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认识内容，值得加以辨析和研究。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后果，是整个东北成为所谓的“满洲国”——日本殖民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幌子”，因此，在东北作家的书写和叙事中，“九·一八”是一个将时间与空间的性质扭结在一起的不可拆分现象，代表和象征着一场巨大的民族和历史的灾难、苦难的“到来与开始”，似乎可以说，从30年代东北作家开始，现代中国以中日战争为背景和题材的文学，大都以“灾难降临”为叙事的起点，时间性与灾难性共同构成叙事的时间模式与意义模式。萧红1935年出版小说《生死场》时，她自己设计的封面上，就是一幅东北地图被斜着拦腰斩断，右半部紫红，左半部空白，在小说内容和结构上，也是一分为二，前十章写的是“九·一八”之前东北乡村农民的生死挣扎，第十一章“年盘转动了”以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叙述了时间的转动与随后灾难的到来。“九·一八”作为时间的界限成为划分东北土地苦难与灾难性质的分水岭和转折点。其他东北作家的作品，如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大江》、短篇小说《浑河的急流》，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李辉英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罗锋的短篇小说《呼兰河边》，白朗的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等，以“九·一八”为标志的民族灾难的降临和苦难中的觉醒与抗争成为它们基本的、共同的叙事焦点和模式。 与这种以“九·一八”事变为临界点、以民族灾难和苦难降临为模式、以悲愤和激昂为情感色调的文本叙事相联系，沦陷的东北自然首先是作为“受难者”的形象而出现和登场的。这个受难者所遭受的苦难，一方面，是整个东北的山河易色，土地和家园被异族侵略者占领，萧红在《生死场》中以简洁和力透纸背的笔触，从东北农民的见闻感受的角度对此作了描绘。 另一方面，诚如鲁迅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的序言里所指出的，这部小说“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的，有“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更有“受难的人民……”。① 土地与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是人类栖居的家园。土地、自然与人的生活和命运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在东北作家笔下，山河易色、灾难降临的受难的东北，更多地、具象地表现为人民蒙受的异族压迫和蹂躏的苦难。罗锋的小说《第七个坑》描写了日本殖民者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暴行，他的其他小说也大都有这样的描写和内容，所以当时的评论家认为“罗锋大约是身受了或目击了敌人的残酷待遇罢，他常常悲愤地描写敌人的残酷”。② 其实不仅是罗锋，其他东北作家作品里也经常出现对日本殖民者杀戮暴行的描写。这样的描写一方面源于生活真实——日本占领后制造的平顶山屠杀等一系列惨案和东北大地上到处存在的“万人坑”就是血写的事实，同时更是对侵略者的所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和“东亚共荣”的文学化暴露与“证伪”。罗锋和他的妻子、女作家白朗还较多地描写了“满洲国”林立的监狱、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捕入狱，以及监狱存在的饥饿、苦行和酷刑，揭示出“满洲乐土”掩饰下“黑暗王国”的狰狞现实和“地狱”景象。端木蕻良的小说对土地和人民的受难的描写是多视角和多方位的，《大地的海》描述了东北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殖民者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鸷鹭湖的忧郁》写了沦陷后东北农民的贫穷和孤苦无告，《浑河的急流》描写了“满洲国”的横征暴敛和暴政，《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述说了东北人民由沦陷带来的精神苦闷和亡国之痛。端木蕻良的这些作品里并没有直接和正面描写日本殖民者的具体化的“施暴”和虐杀，但是，在这些由压抑、忧郁、贫穷、丧失土地和尊严构成的“受难图”中，无一不有殖民者的蹂躏、压迫和施暴的“黑色存在”和影子。 在聚焦和描写东北土地和人民的受难中，东北作家还“愤写”了侵略者对东北妇女的蹂躏暴行。东北作家群里最有名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里，都有日本军人对妇女搜捕奸污和杀害的情节描写。相比于其他的苦难，妇女的被侵略者蹂躏和奸杀，是殖民地人民受难中最难堪、最残忍、最屈辱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苦难。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在现代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民族战争，妇女往往成为大规模野蛮奸污和施暴的对象，这种性侵害的施暴现象既是入侵者生理性、个体性的本能的兽性发泄，也是集体性的超出性侵害范畴的包含着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社会现象与国家现象——强势和侵害一方对被侵害民族和国家妇女的身体奸污和施暴，与他们对被欺侮的种族、民族和国家的蹂躏、占有、征服的现实行为，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想象之间，具有“意义”的联系和建构。因此，出于兽性的性本能发泄和民族施暴的双重目的对被侵略国家、民族、种族的妇女进行的大规模身体侵害和施暴，在现代的民族国家战争中屡见不鲜。同样，对被侵略和被侮辱的民族与国家而言，他们的妇女受到侵略者的身体侮辱和侵害，既是个体性、生理性的受难与侮辱，也是集体性、民族性的道德、文化和国家的受难与耻辱，被侮辱的女性躯体与被蹂躏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受害国的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识与想象中，更具有意义的联系、象征和建构性。东北作家所写的东北女性的身体受到侮辱和摧残，既是异族侵略和压迫下“亡国”的东北人民受难的事实与写实，同时在具象的情节之上，也寄寓着流亡作家的诉求和文学的隐喻功能：被侮辱的女性躯体，在想象和象征意义上与受到侵占和蹂躏的土地山河、与遭到肢解和施暴的民族和国家具有意义的同构性，就是说，东北女性身体受到的侮辱和伤害是被从中国版图上遭到肢解和占领的东北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受难的象征，躯体的受难寄寓和具有了超越身体和个体的政治、民族和意识形态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东北作家创作的以“九·一八”事变和沦陷的东北为背景的抗日文学，以及此后出现的抗战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被侵略国家和民族妇女身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情节，往往都具有这样的写实和象征与隐喻的意义。特别是对现代中日民族战争中最早因故土沦陷而饱尝流亡之苦的东北作家而言，他们创作中的类似描写更具有、或者说他们更愿意追求和强调这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