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日战争文学，我们长期冷落了作为中国文学一支的台湾文学。比较海峡两岸对中日战争的书写，可以透视出两岸对这场战争相同或不同的理解，对日本侵略者相同或不同的感受。 一 发展脉络比较 在中国大陆，描写中日战争的文学基本上都可以用抗日文学来统称。而对于中国台湾文学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却不能用抗日文学涵盖所有对中日战争的书写。因而，两地中日战争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 总的看来，大陆抗日战争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建国十七年，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十年，大陆抗日小说基本是一片空白，即使有那么几部，也都类同于建国后十七年，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归于一类。建国十七年，尤其是50年代，大陆抗战小说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为读者喜爱的优秀小说，如《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平原烈火》、《吕梁英雄传》、《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不屈的昆仑山》等。但是整体看来，战后三十多年抗日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为郁达夫所期待的、体现着巨大历史深度与独特审美艺术价值的“大小说”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在哪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学界没有及时改变和调整其战时形成的创作心理，从战争化走向文学化，从对战争价值的追求，转向对文学价值的实现。而是依然沿着战时的文化传统继续滑行，结果导致了抗日小说审美表现上的时代错位。 20世纪80年代是作家逐渐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中国作家从被指定的代言人身份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抗日小说开始迈向新时期。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抗日小说的前突破期，虽然也有《最后一幅肖像》等探索性文学出现，但大多是一种悄悄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随着《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红高粱》、《黑太阳》以及《军歌》、《大捷》等中篇小说的出现，抗日小说开始进入了后突破期，由政治化走向了文学化、人性化的重新书写。作家开始把战争中的人以及特殊境遇下人的心灵世界作为其艺术表现和关注的中心，并且开始准确公正地勾勒日本人形象，对这场用无数中国人血和肉堆砌成的战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代表作品有：邓贤《大国之魂》和《日落东方》、陈道阔《长河落日》、叶广芩《战争孤儿》、叶楠《花之殇》、俊然《殇》等长篇小说，尤凤伟《生存》和《生命通道》、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岳恒寿《跪乳》、肖平《归来》、张华亭《葬海》等短篇小说。 台湾当代文学没有这么明显的转型阶段，但因作家生长背景的殊异，也形成了不同时代的风貌。大致可以分为三代：战后第一代作家：“他们都是从小接受日本教育长大，战后始从日本文开始学习中文，堪称是从层层障碍中，以披荆斩棘的姿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①，如廖清秀、叶石涛、钟肇政、陈千武等；战后第二代作家：“一九三○年代出生，战后接受中文教育的新生一代长大成人，已具备了运用中文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执笔为文，再无前一代人的日文包袱”②。如郑清文、李乔、东方白、黄春明等。战后第三代作家：“约略指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者……除取材现实外，剔出黑暗面具带有批判性的内涵越来越鲜明，最后还演变成‘反叛性’”③。如宋泽莱、洪醒夫、吴锦发等。 第一代作家在战争结束之时，多为十八岁以上的年轻人，因此适逢日本人强征台人兵力的“超非常时”，普遍具有被迫加入志愿兵的经历，如叶石涛、陈千武、钟肇政等。民族意识的热血沸腾，心不甘、情不愿被异族驱使当炮灰的经历，在战后第一代作家作品中极为常见。尤其是身在前线的志愿兵们常常被死神窥视。侥幸存活的经历在漫漫的人生历程中是永难磨灭的伤痕，这些都被作家们表现出来。“真实性”、“自传性”、“死亡意识浓厚”是这代作家作品的特点。同时，五六十年代是战斗文艺的年代，曾有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而台湾作家在50年代反共抗俄文艺风潮席卷文坛的环境中，找不到熟悉的题材，但以“反日”为前提的殖民地经历，却意外成为立足文坛的避风港。所以在战后第一代作家的作品中，每位主角或浓或淡地皆有心怀祖国、反抗日本的民族情操。这种特色，一方面与作家本身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被殖民的命运多有所反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避免被仇日的中国同胞指为“奴性”未除的原因。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适度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赤诚是有保护作用的。 第二代作家虽出生于日治时期，但战争结束时一般都只有十一二岁，他们受日本教育长大，具有战乱的记忆而没有实际参战的经验。和战后第三代作家一样，其战争经验都是属于间接认知。一方面他们传承着前代作家对中日战争题材的关注与热衷，另一方面他们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已不像战后第一代作家那样沉重。因此战争经验的题材并不像第一代的作家那样成为自己创作生命的大宗，而是成为关怀乡土、关怀人性系列中的一项题材。以李乔的《孤灯》为例，谢里法指出《孤灯》的主题不在这场战争。在《孤灯》一书中找不到皇民运动推展的细节，也无法发现台湾人和日本人同一阵线、而与盟军为敌的罪恶感，却可以感受李乔欲探讨生死由他人操纵的悲情。书前开宗明义告诉读者鳟鱼的返乡梦，与“母亲”、“故乡”、“台湾”等主题串连起来，表达出作者大声疾呼“台湾，我的母亲！”的主题。再如黄春明《甘庚伯的黄昏》写年迈的甘庚伯和其因为当日本兵而发疯的儿子的故事、郑清文《二十年》、《寄草》关怀台籍日本兵及其眷属的命运，都是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受战火摧残的脆弱人性。因此有关被殖民的战争经验的书写，已渐从战后第一代作家写当年的自传形态演变成第二代自发性、宏观角度的关怀。 战后第二代作家以战争经验为题材的精神，被第三代作家延续并发展出属于战后新生代的特色。第三代作家中最早有正式作品发表的，是宋泽莱于1976年发表的《废园》。之后第三代作家的有关作品便如春笋般钻出。他们的成长背景较前辈作家自由，因此在创作风格上较大胆，不复有前辈的政治恐惧症。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社会风气亦日趋开放，许多秘而不宣的史料渐次出土，特别是解严之后，战后作家在战争题材的运用上“言必称祖国”的情形已渐褪去，作品中多了民族议题的讨论，如叶石涛、黄娟、吴锦发等。这里特别应该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台湾政治风气的转变，“台独”气氛越来越浓，渐渐影响到了文坛。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或明或暗的透露出“台独”倾向，甚至有些作品对日本殖民时期进行部分肯定。如《台湾老兵三国志》、《欧多桑时代》等。这些对于台湾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