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2-0056-12 在近代以来中国反抗侵略的历史上，抗日战争绵延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是战线最长、时间最久、抵抗最为顽强、战绩最为辉煌的战场。但是，由于政治、军事、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正面战场也暴露出一些令人痛心的弊端与问题。抗战文学在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同时，对其阴暗面亦有犀利的揭露与深刻的剖析。 一、军纪废弛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正式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其名始于1925年8月18日，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所辖各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统一名为“国民革命军”。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与南北统一，国民革命军编制不断扩大。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的作战则由国民党所属部队承担。 正面战场部队构成复杂，有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所统辖的中央军，也有战时从各地紧急调遣的杂牌军，还有临时编入战斗部队的警察、保安部队等。各种部队军事素质与军纪情况差别较大。一般情况下，中央军军纪较好，但战时减员严重，补充兵员训练滞后，军纪难免出现瑕疵；有的部队虽非黄埔嫡系，但将领治军严格，军纪良好。有些地方部队，虽然已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并未完成向现代军队的转型，仍然保留着不少旧军队习气。史筠报告文学《护士的一日》里就透露，有的部队赌博成风，曾有两个军人在赌博时为了几分钱，拔出手枪，对射双亡。琅珰《我们在宝山抗战中》描述说，由军阀时代的老○军改编的○○师数百人，是一群夜郎自大的枪杆万能者，以为仅凭着点“剿匪经验”就可以战无不胜。到宝山前线驻防后，既不侦察敌情，熟悉环境，也不去联络友军，而是头一炮就派人到公安局去怒目横睁，粗话满口，耍威风，要房子。 军纪问题不仅表现在军队下层，而且涉及军队上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层的腐败与下层军纪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1938年1月11日于开封召开的第一、五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总结“挫败原因”时，指出军队的12个缺点，其中“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1]。蒋介石并非泛泛而谈，锋芒主要指向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韩复榘本来就因为强索民捐、侵吞公款、强卖鸦片，无论在军中还是在民间均名声不佳。华北战局紧要关头，他又屡屡抗命，不战而退，连失黄河天险与济南等战略要地，并且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将第三集团军的军需辎重及私人财物由津浦线经陇海线转至平汉路，进入第一战区防地，停于漯河，准备全军退至该地[2]。将帅如此昏聩，其所属部队难免弊端丛生。吴组缃小说《铁闷子》写到，守军军纪败坏，抵御无力，节节败退，唐官屯、青州、沧州相继失守。本省军袖手作壁上观，不肯接受司令长官总部的调度，且传闻他们胁逼驻设桑园的总部后撤，声言若不后撤，唯有以炮轰对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逃兵着便装混上了铁闷子车，被发现后，在他身上搜出了金手镯、金耳环、金戒指、钞票，枪早已丢掉，只留下一把刺刀。经审讯，他在抢劫中还犯有强奸、杀人的罪恶。孽果在逃兵身上，而孽种可溯至韩复榘之流那里。 韩复榘被国民政府以军法判处极刑，全军为之震慑。可是，就在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仍然有少数军官私欲膨胀，营私舞弊，上行下效，积重难返。罗平《忆东战场》披露，伤员十几天没有换药，吃饭也得不到保障，而军用车装得满满的是并非军用品的桌椅、梳妆台之类。阿垅作品透露，淞沪会战中，某连一些作战勇敢的士兵后来竟然当了逃兵，因为连长与代理连长的排长卷款潜逃，动摇了军心。司马文森的中篇小说《南线》(1940年在《国民公论》杂志连载，1942年4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题为《转形》)，就揭露了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南海岸线守军在军长的“榜样”感召下，“大规模的私运从极度的秘密变成半公开的了，军用卡车一天天的损坏下去，而上级军官的腰围却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从前只有一个老婆的，现在起码也要有两三个，而且非女学生不要，从前是骑马或者只能跑腿的，现在也改坐流线型的汽车。就连勤务员手上也开始有了金戒指出现。”驻守南海前哨，却不想如何应敌，而是贪图享乐，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如此军队，怎能禁得起如狼似虎的敌军的进攻。“当敌人已进了城，……士兵们正在甜睡中，长官还有许多逗留在他的情妇家里的。当他们听见枪声，喊杀声，刚来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围困且缴去武装，仓皇突围而出的也是残缺不全，不是仅带着枪没带刺刀的，便是只穿裤子没穿上衣，情形是那样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战事发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丢了两个，师部还不知道。当他们得知情况，想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却发生了参谋找不到参谋长，参谋长又找不到师长等一系列混乱现象。作家痛感这种由腐败导致军纪废弛现象的危害性，笔锋流露出义愤与期待，作品后半部分描述战区司令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整肃军纪，抓紧练兵，借以提高战斗力。一反一正的描写，既是抗战时期军队转型的写实，又是人民心声的传递。 战争是对部队军纪的严峻考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前有凶恶的敌人，后有泰山压顶的军令，身边的战友都在拼死战斗，此时即使是胆怯的士兵也能变得浑身是胆、英勇无畏；然而，一旦发生整体性的溃退，军纪则难以保障。吴奚如中篇小说《汾河上》描写太原失守后山西战场上溃散的士兵像洪水一样流了过来：“他们不分师旅团营连，不分昼和夜，流着，似乎永远也流不尽的。他们塞满了公路，彼此肩挨着肩，脚接着脚，泥土足足被掀起两丈高，远远望去，像一条雾的长城。在这泥土的雾里，骡马的鼻子响着，人咳嗽着。这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不值半文钱了。常常为了一点很不值得的小事，彼此就恶毒地口角起来，甚至用刺刀跟炸弹互击。在这人命如此不值半文钱的时候，那些武器弹药更是不算一回事儿了——到处都扔的是。”大概是太原失守后部队的败退，给予时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的吴奚如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在小说《夜的洪流》里再次写到败退下来的正面战场部队：“这无数的，至少有十万人的夜的洪流，已经泛滥在大地上有一星期之久，他们曾经盲目地毁坏了所遇到的人民的一切——房屋、仓库、牲畜、妻女……然而，他们这一大群国民党士兵，又确确实实是民族的战士，捍卫国土的英雄。在他们的手上，在他们的脸上，还凝结着殷红的杀敌的血滴。”自然，把这些士兵称为“国民党士兵”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普通士兵未必同党派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战场上是为国家与民族而战斗，代表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非党派利益。也许因为吴奚如本身的共产党人身份，他才赋予普通士兵以党派色彩。这一点姑且不论，他的作品的确道出了军纪败坏者的历史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