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① 女学生的称呼，并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封建社会就有女学生的称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私塾教育的目的，即便是被称为才女，也是女性听命于男子之外身份的一个点缀。20世纪初的不缠足与兴女学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最初兴建女学堂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矣。② 梁启超认为，女子无学是“亡国之源，亡种之源”。“欲强国，必由女学始”，“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无女学始”。③ 女性进入学堂成为合法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现代教育与私塾教育的不同在于，其核心理念是对妇女进行人格教育，使其摒弃家族控制，认识到个人以及社会的存在。“天赋之权利，尔当享之；人类之义务，尔当尽之。”这是香山女学的学约对学生的勉励，这实质上就把妇女从封建伦常中解放出来，完全纳入了天赋人权的现代话语系统里。 在新式学堂里，女学生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文明教育、人格教育，学习体操、强健体魄，与男性一起认知社会与自身，认识国民的责任与义务……——具有现代办学思想与理念的学校，成为培养、教育、塑造、规训妇女，使其成为新型的、符合现代国家需求的、合格国民的最理想空间。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 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去，女同胞。 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 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 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齐须眉。④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国民形象，是学校对女学生的期望与定位，这种角色诠释也成为清末民初的社会共识。在媒体、文本与大众的眼中，女学生拥有知识、文化，是新的国民，是妇女中最先进的一群。她们与进步、文明、自由、爱情、时髦、解放、独立、新潮等现代性词语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多重想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中，妇女放足、剪发、男女同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打破了性别歧视和礼防对妇女的身体控制，使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真正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开始诞生。 娜拉的“出走”成为了榜样，女儿们用天足从家庭中冲撞而出，她们要求获得恋爱和婚姻自由，并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妇女们身体的解放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文本中，为爱情“出走”成为五四女儿生成为主体的必由之路。 五四的女儿 冯沅君的《旅行》、《隔绝》、《隔绝之后》是三部故事情节具有连续性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隽华是一位虽被幽禁，但宁死不屈、对爱情笃信不疑的女学生。她上的是男女同学的学堂，受的是现代思想教育。深受易卜生、托尔斯泰、Hamlet、伊尔文以及维特和绿蒂的影响。隽华已有婚约，士轸也有家室。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相爱。因为婚约与家室都是封建的反动势力。(这个称呼更像是敌我双方的一场战争。)在隽华眼里，他们的行为是在实现易卜生、托尔斯泰所不敢实现的理想。在她看来，那些阻碍他们的人是肮脏的。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向反动势力挑战：她与自己的爱人同起“同居”；她与他携手旅行并敢于以全车最尊贵的人自居；不能与相爱的人结合，那么就选择死亡。爱情之于隽华，神圣、纯洁、伟大，是可以奉献身心的事业。 “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听见的。我又屡次说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⑤ 因此她以一个为爱情牺牲的先驱者自命。 “无论如何我们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我们开了为要求心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⑥ 在冯沅君的笔下，爱情高尚、纯洁、优美、诗意，恋人相遇相知是在优美风景下发生的，荷叶、红花、垂柳、游鱼、繁星、新月、远山、晚霞、大海，涛声……美景中的爱情是被困女学生最美好的回忆。这回忆成为一种力量，使得她勇于与世界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的爱情面前，爱情的另一因素，身体的欲望被规避，两个热恋中的男女纯洁而自律，以双方的高尚行为而自豪。——沉浸在神圣恋爱中的热血青年、美丽景色以及身已被困的女学生深情的追述与呼唤，同构了一幅伟大爱情的画面。这爱情美好、贞洁、因超越普通人的欲望而更显高贵。 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所分析的： 对冯沅君笔下的主人公而言，自由的爱情已不仅仅是一种与环境不相容的情感现实，而且是一种必须坚持并为之献身的信念……爱情也是一种与污浊世界追名逐利相悖的高尚使命……同时，爱情还是一系列行动计划和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以爱情为事业、为信仰、为使命，以爱情为战略的态度，这便是时代女儿的“爱情观”。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