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2-0040-13 “唐人街”是诸多华裔美国小说文本中频繁出现的母题，并由此形成了华裔文学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感伤主义传统。由于美国政府“排华法”的实施，许多华人移民是通过非法手段入境的，一个个看来波澜不惊的华裔家庭却是秘密重重。唐人街内部的帮派纠葛、权利倾轧加深了唐人街的晦暗和神秘。与此同时，唐人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盆景，保留了许多中国的古老习俗，甚至非常落后的文化传统。生活在唐人社区的华裔后代，处于族群、家庭的压力之下，时时有着要“逃出唐人街”的冲动，要到唐人街之外去找寻自己的“希望之乡”。华裔后代们成长的过程就成了叛逆的过程、出逃的过程。这样的主题，在雷庭招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汤亭亭的《女勇士》、赵健秀的《唐老鸭》(Donald Duk,1991)、《甘加丁之路》(Ginga Din Highway,1994)以及新一代华裔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骨》(Bone,1993)、吴梅的《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本文将在分析华裔美国小说“唐人街”叙事的基础上，发掘唐人街家庭隐秘故事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渊源，探讨华裔作家再现唐人街、华裔新一代“逃离”唐人街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之后，美国主流对于华人的看法大大改观，中国人被当着“忠诚的少数民族”(loyal minority)或“模范少数民族”(model minority)大加赞扬，其本分、勤劳的民族性格得到肯定。于是不少华裔美国作家开始描写唐人街，向主流社会展示唐人街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唐人街家庭的种种问题，比如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 and 1950)、林语堂(Lin Yu Tang)的《唐人街一家人》(Chinatown Family,1948)、黎锦扬(Chin Yang Lee)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等。 虽然，这几部作品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不同程度的轰动，但在众多的亚裔美国学者看来，这些作品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华人的现实生存语境，不具备赵健秀所说的“亚裔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tivity)，林英敏也认为这种叙事是“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1] (P142)。而雷庭招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则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历史留给唐人街的问题，从唐人街的麻将馆、洗衣店主、侍者及帮工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展示了一幅1940年代唐人街“感性”的历史画卷，击碎了凭着苦干就可以发迹的“美国梦”，颠覆了华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民族”的神话。 在雷庭招的笔下，1940年代的纽约唐人街依然是基于宗法伦理制度的“父权家长制”社会，这主要体现在唐人街的社会结构、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上：唐人街的民众是以姓氏、宗室为基本单位结合在一起的，小说中的王氏宗族在势力强大的“平安堂”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从王华基、李刚等老一代移民身上依然体现出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丈夫可以在外面嫖妓纳妾，妻子却只能在家乡尽忠守节，等待一生。对于自己的子女，这些“金山”父亲除了寄钱，并没有履行更多的责任。但当子女来到身边的时候，他们依然是威严、独断的父辈。以宾来为例，他的工作、婚姻都是父亲决定、安排的，没有丝毫的自主性。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宾来的性无能，美爱“红杏出墙”的时候，王华基为儿子“出头”，竟然亲自割下了儿媳“情人”的耳朵。 离开中国封建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我们无法解释王华基的行为动机。从美爱与乔阿松私通引出的唐人街宗室、堂的庄严集会到理发店、茶馆、咖啡馆的种种流言，还有随后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让人无法把这一切与摩登的国际大都市纽约联系在一起。正如李淑言(Li Shu-yan)在其评论文章中所言：“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被更大的社会环境所改变的封闭的世界，它是通过移植旧中国过时的行为、习俗和传统而存在，由唐人街的社会组织操纵的。”[2] (P100)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吃碗茶》中的封建父权制其实已经失去了昔日在中国的雄风，最多只算得上父权制的畸形变体：在当时的美国，中国男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从事的是白人男性所不齿的“女人干的活儿”——开洗衣店或餐馆，终身被囿于孤岛一样的唐人街，进入不了美国主流社会。这是唐人街的堂或帮非常兴盛的原因之一：中国男子在主流社会是被羞辱、被“阉割”的对象，其男子雄风只有在唐人街的宗室、堂或帮的事务中得到些微的展示，勉强维护其男性的自尊。中国男性在美国所遭受的一切，是任何健康的父权制社会都无法容忍的，唐人街所“移植”的中国父权制，其实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牺牲品。王华基、李刚等老一代男性移民多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妻子、家人的陪伴。在唐人街的帮会馆中、麻将桌上消磨时光，日渐衰老，其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长达60多年的《排华法》(1882-1943)的实施，使他们既不能拥有健康的家庭生活，又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无从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