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1-0081-07 大陆学界关于新感觉派① 的研究，近年来颇为热络，但研究者更多是对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和上海的新感觉派倾注热力，相比之下，台湾新感觉书写② 则是一个未被充分展开探讨的领域。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推行最力者刘呐鸥③ 就出身台南世家。稍后，留学日本的翁闹④、巫永福⑤、王白渊⑥、郭水潭⑦、吴天赏和郭秋生⑧ 等人直接汲取日本新感觉派的营养，创作了一些新感觉味颇浓的小说。这里，我们将回顾同时发生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新感觉书写的流脉，力求揭示都市是以何种映像出现在新感觉书写的文本中，这些作家做过何种语言实验和叙事实验？如何倾向精神分析的人性解剖和交感式的感觉描写？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一、海峡两岸新感觉书写 回顾海峡两岸文坛的新感觉书写之始，恐怕必须回溯到1927年台湾人林华光和杨浩然在上海暨南大学参与组织成立的“秋野社”，其同仁刊物《秋野》月刊可能是最早介绍日本新感觉派的刊物，杨浩然还翻译过片冈铁兵的《新结婚二重奏》，但知者寥寥。倒是经过刘呐鸥之手，带起了一股新感觉派小说的热潮，从而构筑起跨越上海、东京和台湾三地的炫异多姿的新感觉文学版图。 (一)摩登上海：海峡两岸作家的上海制造 刘呐鸥留日期间即对日本新感觉派抱有极大的兴趣，1927年，他由日本赴上海震旦大学就读，不久，即出资并协同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创办了“第一线书店”，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被看作是上海新感觉派的滥觞。同年，刘呐鸥翻译出版的《色情文化》⑨ 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介绍日本新感觉派文学。1930年刘呐鸥具有新感觉实验意味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出版。1932年5月，《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这些作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集结在一起。台湾学者评价说：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刘呐鸥，透过个人的“新感觉式”的小说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翻译，以实际写作、出版，结合文艺同仁制造“新感觉热”⑩。如其所言，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的确是通过刘呐鸥才了解日本新感觉派的，施蛰存曾回忆说：“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论著和报道……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11) 这些文艺书籍对施蛰存和穆时英等人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刘呐鸥对上海新感觉派的出现在资本支持和文本示范上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新感觉派可以看成是由海峡两岸作家携手打造的。遗憾的是，大陆学者多年来一直忽略了刘呐鸥的身份背景。 此后新感觉书写在中国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消失不见。倒是台湾作家翁闹、巫永福、王白渊、郭水潭、吴天赏和郭秋生因留学日本而承继了更多的日本新感觉派的文学真传，其新感觉书写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他们在大陆都市文学的断裂处，接续了新感觉书写这一脉络。 (二)怪兽东京与回眸乡村：台湾文学“本格化”建设中的新感觉书写 如果说上海新感觉派的擎旗者是刘呐鸥，那么台湾文坛上新感觉书写的号召者则是郭秋生，1934年7月，他批评了台湾文坛的前期创作中出现的“感觉的世界是从所不曾顾及的”(12) 的倾向，指出未来的创作方向应充分探究感觉的分野及人们内部的心理世界。他本人还创作了以揭示人物内心为要务的小说《王都乡》。在此前后，直接沐浴于日本新感觉派余韵之下的巫永福、翁闹、王白渊、郭水潭和吴天赏也无意识地暗合了这一方向，并成为主要的实践者。这些作品主题多是反映市镇生活，表现出一定的“新眼光”、“新态度”和“新感觉”。巫永福自言在明治大学文艺科时，“影响我甚深的文豪有山本有三、横光利一、评论家小林秀雄先生。”(13) 翁闹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过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但其小说中可以寻到很多酷似的话语，并且，他和巫永福都曾是日本留学生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成员，二人曾是过从甚密的朋友(14)，至于在新感觉书写这一问题上有过何种切磋现在不得而知。此外尚有王白渊的《唐璜与加彭尼》、翁闹的好友吴天赏的《龙》、《蕾》(1933年)、《野云雁》(1935年)、郭水潭《某个男人的手记》(1935年)等作品，也带有由于殖民地台湾早熟的、颓废的物质意识而带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游离与脆弱。 在日本，横光利一等人并不完全以书写都市作为新感觉派文学的唯一要务(15)，他们视都市为“恶之华”。此点正合乎了台湾留日学生的根深蒂固的乡土倾向。他们虽生活在日本都市，但皆来自台湾乡村，笃信以乡土道德来衡量都市，流露出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感和恐惧感，展现了都市与乡村文化价值的冲突，此时台湾与东京的现代化程度有很大的差距，这对于更多受农业文明影响的台湾人来说，打破了原有的地理归属感，无疑会演变成心灵的灾难，让东京变成了不断膨胀的都市怪兽。也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更多感受到的是都市的吞噬本能，让进入都市的陌生人，无法融入，最后只能悲惨死去，如用野兽来喻指日本的《首与体》、仇视都市现代文明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刻画都市对生命力戕害的《可怜的阿蕊婆》、恋爱至上主义者最终回归乡村的《某个男人的手记》、对资本主义道德进行批判的《唐璜与加彭尼》等等一系列作品。纵观台湾新感觉书写的文本呈现出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都心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具有的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保持了浓重的乡土味和草根性，与刘呐鸥、穆时英等人流连于华砖丽瓦之间的都市书写相比，他们笔下的都市书写是充满了消极感觉，没有向往，更多的是不适和逃离，从而成为30年代相对于上海新感觉派的另类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