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2-0065-05 诗意建构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客观描写对象的一种心灵化的提升及心灵化的传达，是作家心灵波动与自然人生节律的协调统一所产生的律动的结晶，是作家创作中的诗意追求。也就是说，只有作家心中存有诗意，他才能用心灵去捕捉并撷取美，才能将其在心灵的点拨之下酝酿升华，才能在笔端形成诗意的弥漫。由于文学形态的不同，诗意建构的表现形态也有所不同，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有适应于自身特质的表现形态。 一、“小说是回忆”的诗意生成 回忆作为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诗学范畴，在西方源远流长：海德格尔认为回忆是文学创作的根源：“戏剧、音乐、舞蹈、诗歌、都出自于回忆女神的孕育——回忆，回过头来回忆思已思过的东西”[1]，他把“思”与“诗”联系起来：回忆就是告别尘世，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叔本华把回忆看作纯粹无意识状态中静观美之本体途径：“回忆到过去和遥远的情景，就好像是一个失去的乐园又在我们面前飘过似的。”[2] 与此类似，尼采认为诗通过回忆唤回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激流：“激起对醉的全部微妙的回忆——有一种特别的记忆潜入这种状态，一个遥远的稍纵即逝的感觉世界回到这里来了。”[3] 马尔库赛认为，真正的乌托邦建立在回忆往事的基础之上；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更为重视回忆在艺术审美中的作用，他认为回忆是真正的仅有的美的源泉，“被现实的无可弥补的缺陷所阻滞的期待可以在过去的事件中得到实现。这时回忆的净化力量有可能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弥补经验的缺憾。”[4] 这些美学家以纯客观的态度回忆往昔，过去的情景如乐园般充满美感。不管是把回忆作为一种诗化力量——“回忆之诗”，抑或是作为一种理性观照视角——“回忆之思”，美学家们都把艺术的本性同“回忆”这种富有原始或深层意味的审美体验联系起来。 汪曾祺对回忆之于小说有独到的诠释： 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5]。 我们的阅读经验中，那些优秀的作品总是使我们沉醉于心醉神迷的瞬间：那一刻，作为审美主体，我们似乎接近了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倾听着他们内心的诉说；超越了我们和现实之间的帷幕，洞悉了平常被遮蔽着的人生的深层奥秘，这一切其实都来自于作者与我们的一种共同人生体验——回忆。就创作生发而言，作家是生活在一个被心灵和审美之光照亮的世界中，虽然回忆总是延绵的，杂乱的，感性化的，但这感性的东西却由于时间的距离而心灵化了，当作家在强大的情绪张力下打开回忆之门时，他把过去及过去的人和事作为一种审美图像纳入自己的深度体验。同时，作家当下的感受、体验也会不断地膨胀并渗入回忆文体的语境，使回忆与当下经验产生重叠反差，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这样小说就带着作家浓重的情感色彩，将过去、现在、未来糅合在一起，以审美的新质袒现诗的光晕。汪曾祺小说中，回忆不仅成为取材的基本纲领，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基本原则。他一直在创作中努力让小说走向诗学的审美视阈，以独特的形式表达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回忆”是汪曾祺借来在艺术创造中完成对存在超越的一条途径。回忆已经内化为作者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并直接影响了小说文体的生成。透过汪曾祺为我们提供的大量回忆性文本，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回忆机制对其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影响。 文学创作不是摄像，由生活素材到创作题材可以说都是经过了回忆的。但汪曾祺的“回忆”又有着特定的涵义：一是指旧时代的题材，一是指对生活的醇酿。在《谈谈风俗画》中，作者说：“记风俗多少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带抒情性，并不流于伤感”[6]。汪曾祺的“回忆题材论”，意在强调生活与创作之间的沉积过程，以区别于那些临时现炒、热腾腾还带着体温的题材。回忆是比记忆更带上个人生命的心理活动，它所获得的表象不同于一般的感知，它是陈年老酒。“一个小说家第一应该有生活，第二是敢写生活，第三是会写生活。”[7]“回忆”正是汪曾祺写生活的一种方式。回忆是允许变形的。汪曾祺受鲁迅的影响较大，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鲁迅十分相似。鲁迅也很注重“回忆”性的题材，他的《朝花夕拾》纯是回忆之作，甚至他的(呐喊)的“由来”也是回忆。但由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的不同，鲁迅的回忆中常常带有“血丝”，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冷峻描摹。而汪曾祺的回忆中，人世的寂寞、辛苦和混杂其中的温暖、超脱，却表现得醇厚而精微，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抒情刻画。因此，一个作家的回忆是他的艺术感受和艺术素质的一个方面，也是他认识世界的艺术方法之一。回忆不仅仅是一种文体选择，也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小说是回忆”意味着汪曾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对回忆中的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自然而然地打通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诗意化的文体建构，以满足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汪曾祺的回忆里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的人与事，那是他的小说的中心；其次是昆明的生活，那里有他的青春年华；再次便是北京市井生活。如同一个慈祥的老人，回眸人生时，总是以一种和善的目光，选择出那些美好的片段，娓娓地说于后人，使其文本呈现出浓浓的诗意。 汪曾祺80年代作品描写的大部分就是存储于记忆中的故乡风物和人事，但这些风物和人事又都不是其原本和自然态，而是凭借想象去抓摸、打捞的，故乡风物和人事在心中存留着印象主义式的心灵感觉，如“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鸡鸭名家》)又如“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茵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岁寒三友》)由于时空迁移造成的心理距离和情感的孵化作用，过去人与事的原色就打上了一层稠浓的情感印迹，那些本属平庸的枝枝叶叶也显得色味弥足，昔日身经的痛苦和磨折也似乎带有一种感伤的甜蜜。如“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这看似实写，实际是想象中故乡老人的独居生活。作者仿佛要从记忆中凸现出来，从故乡收字纸老人的日常生活中寻回往日温馨浪漫的农家生活和自己甜蜜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