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存在，更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身体能够感觉到痛苦和快乐，也能够成为思想的对象。重读丁玲(1904—1986)的经典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我们看到丁玲的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丁玲凭借对人物内心世界，对当时时代精神，以及对人物个人情感世界和心理矛盾的深刻洞悉，创作出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正是通过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这一独特文本的透彻把握，丁玲为我们展示了莎菲这位“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新女性的代表、“旧礼教的叛逆者”如何以其新思想与传统社会背景的交互反应，及其这种反应如何在女性内心情欲世界所激起的矛盾。① 因此，对莎菲身体疾病和内心情欲世界的描述正揭示了当时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较量。透过对身体疾病的文学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莎菲如何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内化和个人化的过程，以及传统社会的外在要求如何转化为莎菲内心世界的压抑与矛盾。由此，莎菲的主观世界、内在自我与女性身体统一了起来。身患疾病不仅是个人的生理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病态的症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关系的独特视角。 不受传统家庭的约束、摆脱婚姻的束缚、享受着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当今后现代社会或许是件极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由于机缘巧合，如果一个女性生活在传统社会，又无法遵从传统道德规范、无法担当传统女性角色，那么，她极有可能会面临着全面崩溃，不仅精神痛苦，肉体也会经受灾难，最终会陷入沮丧、忧郁和病痛，甚至会面临着死亡。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及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② 巧合的是，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角莎菲同样经历了桑塔格所描写的背离传统社会及试图打破传统女性角色的过程。当莎菲试图遵守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生活时，她就必须抛弃女性自我，面临着自我崩溃；而当她违反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她就必然陷入病态。 首先，莎菲的疾病与她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故事一开始，莎菲就突出地感觉到冬天的寒冷和寂沉沉的四周；她不得不把自己用被子裹起来“关在屋子里”；③ 她要“面对四堵粉垩的墙”和“白垩的天花板”；她听到的是“难听的声音”；她从“洗脸台上的镜子”中看到的是自己扭曲了的形象。④ 因此，她精神上“烦恼”、“生气”、“焦躁”、“生嫌厌”；她肉体上感觉“头痛”并“咳嗽”。虽然莎菲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一个“新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但是莎菲反复地使用“屋子”、“墙壁”和“天花板”等压迫性形象，以及诸如“寒冷的冬天”和“刮风”等富有摧残意义的隐喻性字眼，清楚地表明了莎菲这一“五四新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完全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反而被一种无名的、综合的、外在的力量所控制。同时，医生还警告躺在病床上的莎菲，不要阅读、不要思考，这不仅限制了她的行动还控制了她的思想。她感觉到被动、压抑、窒息与幽闭；她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她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反而被一股无名的力量所限制、胁迫、操纵和伤害，而所有这些现在都可以用来界定女性在传统社会的角色。更有甚者，在寒冷的冬天能给她带来些许温暖的小火炉这时也熄灭了，这似乎是在表明，唯一能改变这寒冷状况的外部力量似乎也消失了。另外，这毫无变化的环境还给莎菲带来一种刻板、一种被命运事先裁定的感觉，而那些单调的声音则预示着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希望。 面对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莎菲作了各种努力和挣扎试图摆脱她的不适、忧郁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要挣脱外部力量所强加于她的传统女性角色。莎菲的这些努力其实从一开始当她还处于那幽闭的小房间时就可发现。由于受疾病的限制，莎菲必须躺在病床上，但是她的行为却表明，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为一个病人的命运。她不仅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寻求最佳位置，释放病痛的折磨，她甚至试图通过寻找新的住所和搬家来改善她的环境及她的内心生活。她写道，“为了保存我的美梦，为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减少，顶好是即刻上西山”。⑤ 她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期待着能够从一地到另一地，通过环境的某些改变带来内心精神世界的相应变化，以此来改善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状况。 在表明莎菲反叛外部势力的行为时，丁玲特别描写了莎菲的厌食症并产生了特殊的效果。莎菲拒绝饮食和不能饮食或许表示她的病痛和内心痛苦，但更可能是莎菲为了证明她尚有控制事物的能力而拒绝进食，表明她至少还能控制她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正由于她无法掌控自己，她才更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女性自我。在这种背景下，莎菲为了掌控自己的生活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看作是获取个性独立的有益尝试。因此，掌控自己的身体与掌握外部世界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莎菲把热牛奶看作是“玩”，是“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具有积极意义，⑥ 可以看作是莎菲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反应，是一种确证自己存在和身份的独特方法。 莎菲的疾病与女性情欲世界也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关于疾病与情欲之间的关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也有论及。她指出：肺病具有“情欲催化作用”，往往会使“情欲加剧”，并且能“产生巨大的情欲诱惑力”。⑦ 虽然桑塔格在书中并没有给出肺病与情欲之间在生理上内在必然的关系，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故事却为桑塔格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注脚。就莎菲来看，她不仅患有肺病，她还咳嗽、失眠、厌食；她渴望理解，渴望能有人与她做伴，并以此摆脱寂寞。为此，莎菲不惜与她的另一女友蕴姐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赢得蕴姐的爱抚，莎菲需要借助于“装病躺在床上”来达到目的。更有意思的是，当她们还在上海的时候，莎菲会一遍又一遍地央求蕴姐为她唱明代汤显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选段来驱除她的“哀戚”和“淡淡的凄凉”。⑧ 考虑到这出戏的剧情和内容，莎菲的这一要求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出戏的魅力在于女主人公杜丽娘为自己选择了伴侣，安排了理想的婚姻，战胜了压迫女性的社会规范，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并最终嫁给了梦中情人柳梦梅。《牡丹亭》确实表现了女主人公杜丽娘被压抑、被禁制的生命渴望；有很明确的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意识的倾向。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力量。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抑，使人感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苦苦挣扎。通过这一典故的运用，丁玲通过作品表达了莎菲类似的憧憬。在听蕴姐演唱的过程中，莎菲似乎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在那里她似乎正享受着与杜丽娘一样的自由和甜美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