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06)01-0026-04 彭家煌和冯至是两位有着不同艺术理想和创作风格的作家。彭家煌素以铺叙深切丰厚的血肉人生见长，长期卖文为生的经验非但没有减弱出自其艺术追求本身的感染力，反而无形中增强了这种力量。初见反响的短篇小说《Dismeryer先生》交错于政治、哲学、文化等层面，体现了“真正有教养的现代人的意识”[1]。无独有偶，同在1926年发表的冯至的《H先生》也把现代人作为诠释的向度，时以抒情新诗见称的冯至同样没有放弃时代赋予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品质在《H先生》上的实践，使得看上去相似的两部作品更多了些精神上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两篇小说突破了以往写下层妇女的人道主义惯用笔法，大胆直写异域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为新文学题材的开拓和思想的深化提供了可贵的探索，从而也为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尝试增加了厚重的砝码。 两篇小说都以德国人为主人公，都存在“想象”和“现实”两个圈子(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又都于想象与现实之间逆反的张力中求得性格的建塑和悲剧的升华。《Dismeryer先生》写了一个失业的德国年轻人酸楚的遭遇，Dismeryer先生变卖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却终于难以生存下去，自尊和自强的性格也使他杳然不知所终。同样有着争强好胜性格的H先生是冯至作品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典型，不同于伍子胥等传统中国文化形象，H先生提供了一个“西方”想象，他拼命地教书，拼命地挣钱，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悲惨地死去。在两篇小说里，对于他者的想象是主要的结构形式。《Dismeryer先生》里P的妻是“想象”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由“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到“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先验判断，近代历史形成的不正常的弱势国民心理已严重扭曲了一般人所有的心态和别择，以致P的妻有这样汪洋恣肆的愤辞： 难道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够洋鬼子的糟蹋吗？他们是野兽，南京路、汉口、广州，哪处他们不横暴地作践我们！我们的血是猪血，我们的命是狗命，哪一次奈何他们过！我们为什么还要饲养这种残忍的野兽啊？我真是越讲越恨呀！ 情感的民族隔阂妨碍了人心的交流，阻断了常人之为人的所有路径，一切都是那么阴惨凄惶，恰如战争的阴霾覆盖下的世界。《H先生》“想象”的设势更为自觉，小说中除着力提及德国人O.博士的“很骄傲”、“日耳曼民族的性格”外，关于H先生的死还很有一番剖白： 只要说起德国人来，在我们的脑子里便现出一个又高又大、康健的身体，仿佛与“死”永不发生姻缘；就是“死”来拜访他们，也要经过了三揖三让而后敢逼近他们身旁。这样骤然的死，似乎只许在中国的乡间……一个医学最发达的国度里的又高又大的人而能在一两日内死去，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轻于相信的。 这里，民族想象在所谓“政治神话”的诱发下遮蔽了哪怕被信为自然规律的生死，它至少致使民族的自馁感和奴性心理的滋生。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中“想象”的发生契机还略有不同，《Dismeryer先生》倾向于政治冲突下民众普遍的仇恨情绪，而《H先生》与科学、种族的瓜葛要多些。不管怎样，人类异化、人性缺失是它们竭力认识到的人格症候，从而在解构“政治神话”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建筑着现代的“人文神话”。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倡扬人的文学的主张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思潮的冲击固然是打破羁绊、激发潜能的源头，积弱积贫的苦难社会现实却总会首先变成人性的炼狱，最早的一批作家看取生活的视角或有不同，情感冷热甚至迥殊，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迷惘于老大帝国的运命及其子民的挣扎与悲哀，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所谓反封建小说是对历史的纵的证辩，而《沉沦》这类反帝的小说则是现实的横的逼视，其意义可以千差万别，根本上毋庸置疑的一点当是国人健全人格的跂望和焦虑。《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的出现不仅仅只是题材变化或角度调整的问题，毋宁说是认识生活和思想视野的转变，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参照，人性之路并不是一个沉滞阴晦的畏途，狂人的令人颤栗的遭际和《沉沦》里“他”的神经质的忧郁所带来的沉重即使不为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经历的惨伤所减轻，至少也在半殖民地中国苦难读者的心灵上求得一种慰藉。实在地说，《Dismeryer先生》和《H先生》所代表的倾向还够不上新文学思潮发展上独立阶段的标识，但它们确实充分地指示了人的文学的可能性，拓展了文学发展的空间。 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还要得益于两部小说的“现实”圈子，与简洁的背景似的“想象”圈子相反，“现实”的圈子有如荡在水中央的涟漪，渐行渐远，悠然归于寂灭。Dismeryer先生是个二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战争使他失掉了摩托车制造厂的工作，生活的困窘又逐渐勒迫他到了绝境，以至四个铜子的价格就变卖了皮带，八成新的皮鞋也只要四毛钱，随后不得已只好寄食于P夫妇家，但同样生活于水平线下的P夫妇亦无可奈何，夫妇俩一次提早的闩门晚餐因妻子捻灭了油灯而最终破碎了Dismeryer先生的幻梦，“这穷无依归的Dismeryer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小说虽以疑问收束，还是未能把Dismeryer先生也许倒毙的运命从人们脑中赶开，正像大多数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者一样，“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更少传奇色彩的H先生悲剧色彩似更浓。五十多岁的H先生在中国已呆了十二三年了，他不辞辛苦，情愿一天担任七八点钟课而不觉累，甚至还想做家庭教师，不幸也是战争使他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经济生活一跌不起；加之北京教育界的欠薪，使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坏了下去，最终染上白喉，同死神握了手。相比之下，作为“想象”的圈子被撞得粉碎，而“现实”的圈子赢得了一切。H先生和Dismeryer先生共同的向死的悲惨结局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他们都是德国人一样并不是偶然的——强国公民在弱国并没有享受相应的优越待遇，反而愈受苛酷，怅惘之下不能不使人思索人类的普遍性境遇。小说中“想象”的圈子和“现实”的圈子错综而成的“愉快的悲哀”的潜叙事无形中加大了思索的力度。其中“愉快”是“想象”视角的情绪伴生物，基于民族怨恨的复仇心理，带有丑陋的性分，因而或多或少地置于被排摈的状态里，《Dismeryer先生》里P的妻所说的“起码货”，《H先生》中听差因赏钱而发生的不信任感都是。而“悲哀”是“现实”场景的内化，是作为载体的主导情绪，如《Dismeryer先生》的“异端落魄者的悲哀”，《H先生》末尾虽云“并不悲哀”，但接下来的故乡老父母“只为望着”的丰富而无奈的遐思，反把悲哀推得更远。总起来说，“愉快”和“悲哀”两者互为辅车，“愉快”为表，“悲哀”作里，以悲哀主导愉快。作为看取世界的独特视角，“愉快的悲哀”的磁场有效地吸附了人性观照的散佚和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