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2-112-116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指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① 从这一视角探究“水性”特质浓厚的浙西区域文化孕育的一个作家群体，研究其某些带有共同性的创作风格与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审视浙江现代文学作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浙东作家大多刚韧、劲直，文风多带“土性”，于是浙东就会出现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群体：乡土作家群和左翼作家群②；反观浙西，如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则大抵多情、浪漫，文风偏于温婉、飘逸，由是浙西就会有浪漫文学创作群体的形成。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并非单纯地理因素决定的，但如此显著的地域群体性现象的出现，却不能说与区域文化特质完全无关。的确，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风尚总是对作家的创作思维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的影响，浙西作家亦然。综观郁达夫等浙西作家，尽管各人的生活经历、气质禀性不尽相同，创作也多姿多彩，但其各不相同的文本深层结构中却呈示出共同的颇具“水性”的阴柔风范。缘由就在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浙西多水”这一共同的“水文化情结”的驱遣。所谓“水文化情结”，是在独特的水域文化环境中所培育起来的特殊情感，和由此认知融合而成的创作心态在作品中的无意识流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一种重要的原始意象，它一直被看作是蕴含多种语义的能指性概念。孔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老子称“上善若水”。可见山与水的不同品性常常可以喻指人的某种精神指向，而水的泽润、深沉、清澈、丰盈、流动、似柔实刚等特性，总是折射着一种既刚毅韧性又平和内敛的精神境界。生活在浙西水域的作家，其创作呈现出“水性”的某些特质，受到深潜的“水”文化精神的浸染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试就创作的文本意蕴、作家创作心理层面、创作手法的选用等方面，对浙西现代作家的“水文化情结”作一些粗略考察，以展示在特定的区域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的独特意义。 一、“水文化”意蕴的柔情展现 创作主体视角的选择常常反映了作家认识、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倾向。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对其日后的创作心态会构成或隐或现的情意结，并恒久地支配着作家的创作思维。由此可见，作家心灵深处情意结的形成，一定有其赖以生存的“心理土壤”。在对创作客体的认知和选择上，浙西现代作家的作品常常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一个柔情似水的世界，呈示出浓浓的“水文化”意蕴。 郁达夫等现代作家诞生并成长的环境在浙西地区。所谓“浙西”，是历史上浙江以钱塘江为界，江之东称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多山地，以杭嘉湖平原为主的“浙西”多水域。“两浙”因区域性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两地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两浙”不同的民风民性。据《旧浙江通志》记载：“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③ 这是从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产生影响的角度所作的直观的界定。两浙的文化传统在其积淀过程中，除了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作为地域文化的精髓，已深深融入了区域文化的血脉之中，折射在文人身上，就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以至于衍生出不同的人文品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方式极具地域特征。纵观“两浙”文化现象，浙东是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重镇，而浙西独多风流倜傥的文人学士；浙东作家的艺术思维是“土性”的，这一“土性”思维取决于作家们身上深潜着的厚重土气；浙西作家的艺术思维是“水性”的，他们受吴文化圈“儒雅”风尚浸淫，追求雅逸清绮的审美意趣。如清代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其创作风格清丽秀逸，与六朝以来精致雅逸文风的精神遗传有着地域性艺术传统的亲缘承接关系；晚近的“鸳鸯蝴蝶派”产生于吴地(主要在江苏，也包括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也绝非偶然。这种历史存在的地域文学风尚在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身上也会得到部分承续。 浙西地区水域广阔、温和湿润的环境，细无声息地滋润了浙西人平和柔慧的品性，也浸染了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形成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凝聚于郁达夫等作家笔端的水文化情结，是浙西文秀柔慧民性民风的内化。体现在对创作客体的认知和选择上，那些凝重的、刚性的甚至惨烈的题材便很少进入浙西现代作家的视野，而轻松、自然、似乎是平淡而又充满灵性内涵的题材却被他们偏爱。俞平伯那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充满着朦胧的美感；丰子恺散文中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洋溢着自在安闲的生活气氛，其细碎之美跃然纸上；郁达夫笔下总是流淌出鲜活水灵的诗情画意，那些曾陶冶他性情的江南秀美山水常出现在他的笔端，更添妩媚的风致；徐志摩如朱自清先生所称，“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④，他的《再别康桥》，在一片微波柔情中构建了清丽幽美的艺术境界；戴望舒孤独绵长的《雨巷》，是一首雨中小夜曲，伴随着雨滴在油纸伞上的声响，那像梦中飘过的丁香般的姑娘，逐渐凝化成中国现代文学中凄婉迷茫情感意象的一种定格。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的，“不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⑤ 浙西的“水”，是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作家笔下，也是浙西人平和柔慧的生命气韵与地域环境氛围契合的诗意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