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40(2006)02-0068-05 一、“纯文学”讨论与80、90年代文学历史 2001年，《上海文学》第3期开辟“纯文学”讨论专栏，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自主性”、“文学主体性”主张和9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弊端进行批判，这是横亘在20年之间的一次文学对话。除个别作家以决绝态度提出捍卫“纯文学”创作宣言般悲壮的声明，[1] 对“纯文学”的精神内涵作出明确界定之外，“纯文学”讨论一开始就跳过了“什么是纯文学”的考究，直接进入“纯文学”历史。李陀的《漫谈“纯文学”》[2] 指出，长期以来，“纯文学”这样一个概念相当流行，90年代，“纯文学”观念仍然被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所信奉。李陀的文章和蔡翔的长篇论文《何谓文学本身》[3] 都语焉不详地认为：“纯文学”这个概念在80年代开始提出。参与讨论的文章在描述“纯文学”历史时，观点惊人的相似：1985年前后由“先锋派”和“新潮批评”逐渐形成“纯文学”观念，直到90年代，社会语境变化后仍然有大量作家坚持着80年的纯文学观念，从而导致了当代文学脱离了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成为“私人化”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普遍性陈述容易让人们对80、90年代文学做出缺乏事实根据和深入探讨之后的错误印象和主观臆断，无论讨论者如何表白自己是“亲历者”。如果作为一个概念，“纯文学”并不是由某个作家或某个文学流派提出。在80年代文学期刊中，我们并不容易找到“纯文学”字眼。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坛，“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新潮小说”、“新历史小说”、“身体写作”、“另类”、“新新人类”等文学称呼都出现过，它们不是以“纯文学作品选”、“纯文学作家”以及“纯文学”等称呼出现的，也没有几位作家自封或者承认自己是“纯文学”作家。这些现象说明：当时作家和文学评论都没有把这些文学现象作为整体化的“纯文学”范畴来理解。而讨论者恰恰是把这些写作纳入了所谓“纯文学”一体化的理解。如果作为一种观念，“纯文学”观念也不是一种80、90年代作家共同遵守的创作理念，创作确实发生了回避或者抵抗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显趋向，但是创作观念尤其是作品的表现千差万别。不应该把“纯文学”史等同于80、90年代文学史。如果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的纯与不纯已经界限模糊，正如陈思和所言，文学已经进入“无名时代”。与其说文学—市场关系凸现，市场开始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文学创作观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感和疏离感。一部分老作家开始看不懂新作家的作品，一部分中年作家开始不再理会“文学新潮”，一部分新作家根本不相信什么“纯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境遇中，“纯文学”讨论者却仍然捡拾其认识论，试图对80、90年代做出“纯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史叙述。这种梳理表现出的毋宁是僵化的文学认识论“旧识”：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规约的历史语境中把文学推向审美的极致，企图提倡卸掉文学的羁绊和条规；在摆脱这种历史语境后又忍受不了“文学不可承受之轻”，反过来重新强调文学的“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循环其中并无深奥哲理，也无助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比如，李陀对“纯文学”的梳理，不过是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的“实验小说”的评论，[4] 这是当代文学史教材已经形成的既定结论。在对当下文论语境的焦灼思考中，“纯文学”讨论以回避文学本体论的形式，悄然略过了对“纯文学”得失的历史评价，把80、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描绘成只属于“纯文学”的历史，忽视了对作家创作多样性和不断超越既定文学面貌的努力的深入探究，潜在地为80、90年代中国文学命名为“纯文学”，削平了当代中国文学不断生成新的可能性的参差不齐的趋势和鱼龙混杂的局面。 二、“纯文学”讨论的理论支撑和现实语境 “纯文学”讨论表现出的不是对于文学自身的真正关注，而是认识论导致的“文学工具论”的卷土重来。在对“纯文学”反思中，李陀和钱理群[5] 的一致性在于：都自认是“纯文学”主张的“始作俑者”；都认为80年代“纯文学”的提出是他们借文学审美本体论来潜在地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的一种策略；都自认“纯文学”观念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教育和中国文学的趋向。这样自我忏悔般的文学评论并不具有感人的学理力量。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是在当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开始“突破”的，首先不是来自文学评论家的反思，包括“新时期”这个概念也是套用的执政党的文件；另一方面，1985年前后，文学创作中出现“现代派”以及与“现实主义”面貌迥异的文学文本，是新中国28年文学受政治意识形态掌控的反弹，不是“纯文学观念”的理论制导。而且，文学创作和实验出现各种可能性并非一个“纯”字所能统摄。“纯文学”讨论对20年文学的“追认式”叙事，把“纯文学”观念夸大为文学评论的历史功绩，错误地指认为属于几个文学评论家历史局限，以把“纯文学”观念作为影响当下文学创作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纯文学”讨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这样描述20年文学史，而没有出现不同的描述方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潜在形成了对80、90年代文学的阐释话语的垄断。 当代中国文论一直处于一种几乎高过“五四”时期的焦虑和困境之中。“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困境和焦虑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歧化选择”[6] 的多种可能性，在一种未完成的文化系统之外开辟了探索可能性的开放的视野。当代文论与“五四”对话之间横亘着几十年的文学历史的沧桑变化，这些变化作为“历史流传物”(加达默尔)使当代文学评论的理念深深植根其中，熏染着传统的不可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同时，在新一轮大规模译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重现了西方文论接受史中“唯恐落伍”的赶超心态。我们生活在无数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又是生活在“五四”以来由西方理论渗透的中国文学评论传统之中。但是，当代文论既不真正相信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也不彻底相信西方文论。于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梳理，自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热潮以来，一直以一种所谓“本土化”的接受心态，在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审美理论这两条线之间徘徊，其中所使用的两大利器即认识论和文学社会学。其中文学经典的意义就被表述为文学以怎样的审美形式表达了何种社会观念和思想。“思想”取代了“内容”，“审美”取代了“形式”，成为继“内容—形式”二分法之后的“思想—审美”二分法。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内容和形式”，再到“思想和审美”，这正是认识论和文学社会学统摄之下中国当代文论的似曾相识的面容。20年来，在眼花缭乱的西方文论的理论旅行中，袭其表、去其实的域外借鉴，不仅没有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却牢固了“文学工具论”的顽固底盘，种种文学阐释与把艺术看作是认识现实的形式的艺术认识论[7] 的方法论相去不远。正是这样的理论支撑，使“纯文学”讨论搁浅在“文学与现实”的维度裹步不前。“纯文学”讨论几乎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弄不清楚“现实”是什么，就无法弄清“纯文学”是什么。其中一个顽固的观念是：当代文学因为不关注现实(政治、底层、市场意识形态、“先富起来”的人的“第一桶金”等)，所以是“纯文学”；“纯文学”不关注现实就会丧失文学功能，丧失读者，丧失和现实的深切联系，就会偏枯甚至寂灭。难道“纯文学”观念导致了一个极端，现在要把文学创作从这个极端拯救过来，再次走向“干预生活”、“写真实”的“螺旋式前进”吗？这是历史的循环，还是文学史叙事意识形态中文学的终极被表达为“‘现实’之真”的意识的循环？80、90年代的文学问题关键在于文学语境转化中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文不对题”导致的历史局限，而并非或主要不是文学创作的历史局限。当“怎么写”在文学中出现不同的探索方式的时候，文学评论的“怎么看”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