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4—0067—06 自称是“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的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对“死亡”的迷恋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中国文学中还从来没有像新潮文本这样充满了‘死亡’的气息”[1] (P51)这种如此气息浓重的死亡气息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背道相驰的。无论是庄老学派还是儒释两家都对死亡讳莫如深，视为畏途。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至今在中国农村仍有“红白喜事”说法，“红”指结婚，“白”则指死人，死和喜在许多方言中都是同一种发音，结婚时打锣敲鼓放鞭炮吹唢呐，死人时也同样如此。死亡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禁忌，轻易不说“死”字是童叟皆知的常识。这种对死的规避心态甚至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观念，以至于文学中每每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局，有人甚至说“中国无悲剧”。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悲剧，而是没有悲剧精神，以乐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明借着各种手段将死亡所带来的悲剧气息销蚀殆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作品不缺少对死亡的叙述和描写，“但死亡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情节手段，它或者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或者是为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感染性。也就是说，它呈现在作品中的只是认识论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意识。死亡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生命化的动态过程。”[2] (P52)涕泪涟涟的哭泣和义愤填膺的控诉完全抵消了作家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悲剧气氛。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许多作家越是书写死亡越是远离死亡。而新潮作家已经不再把死亡当作一种情节手段，不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或是为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感染力而去描写死亡，死亡成为表现的目的。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新潮作家不仅获得一种对死亡的直观的体验，而且还从存在论的哲学维度认识到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重点关注：在西方先锋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新潮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呈现出哪些既不同于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新的质素，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审美变革？他们还存在哪些缺憾？ 一、死亡叙述与现实生活的剥离 新潮作家一贯轻视反映重在表现，他们喜欢将眼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漠视当下，他们的死亡叙述往往与现实语境剥离，很少与现实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不仅使得新潮作家可以穿越生活表象迷津而直达生活的深处，把握生活的本质，而且还使得他们能够站在历史之外，从历史中超脱出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潜在的对话。例如，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一开头这样写道：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 如果将这句话和通常的叙事文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交待得一清二楚：“几十年前”、“村中”、“上了年纪的人”、“大火”，作为叙事文的几个要素一应俱全，下面就是等着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细细一想，却觉得什么也不是，虽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但现在是什么时间，文中并没有交待，这样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空洞的无所指的概念化时间。村中，哪个村？如果小说中人物所取的名字不是赵少忠，而是彼得或者汤姆，这样的村庄也许就在俄罗斯或者英国的某个乡下，同样，上了年纪的人多得是，也不知到底指谁。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将能指符码与所指符码割裂开来，造成一种所指的空缺，将叙事从具象性的特指层面提升之抽象性的泛指层面，从而达到叙事的哲理化。在此后的叙事中，猴子、赵少忠的女人、柳柳、赵龙、赵虎等相继死亡，赵家被死亡的阴影完全笼罩，凶手到底是谁，谁是赵家的敌人？由于小说抽离了现实语境，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答案的线索完全中断，生活经验对此无能为力，所以尽管赵少忠手中那份可疑人的名单在不断减少，但他心中的谜团反而越来越大，最后剩下的一个可疑人就只能是他自己。所谓的“敌人”就是本人。小说中的一次次死亡只不过是符号不断消失的过程，能指经过不断萎缩后，最终完全坍塌。格非这样的新潮作家之所以能够这样处理小说，固然是因为他们主动学习、借鉴欧美先锋文学表现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作家赖以生存的生活现实，从机械的反映论走向表现论。这样就彻底打碎了文学必须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樊篱，完全解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得以集中精力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曾经有人说新潮小说的标志是由过去的“写什么”转向现在的“怎么写”，主要体现为文学艺术领域的“方法论”革命。现在看来，这种归纳是不太客观实际的。其实，新潮作家的“新”不仅只限于写作方法的新，更主要的是文学观念的更新，如果光有方法的新，而没有内容的新，那么这样的变革还是表面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小说说到底是一种叙事文学，没有了“事”，“叙”也就成了无“皮”可附的“毛”，不复存在。其实，新潮作家没有一个不是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故事。由于剥离的现实语境，死亡在新潮作家那儿，不再是和“灾难”、“苦难”对等的概念，而是和“活着”、“吃喝”、“性爱”等处于同等地位，是指一种存在的状态。再如余华的《世事如烟》，既无具体背景，又无主体事件，人物竟用数字符号来指称，从其中感受不到任何生活气息，一切如过眼烟云，连死亡也不例外，这就是余华所理解的生活本相，生活(包括死亡)本无意义，如同山水草木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所谓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死只是生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别无他意。有时候，先锋作家也会出示死亡的背景，如格非《迷舟》的故事发生在北伐期间，余华《一个地主的死》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洪峰《极地之侧》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八七年二月，但这样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纯粹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保罗·利科认为，“历史时间是以三重叙事模拟的形式‘把生活时间(重新)刻印在宇宙时间之上’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