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知识分子们大都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渺茫，亟须在新的“异域”中探寻“自我”。于是，国外便有一些友好的(有的起初也并非那么友好的)汉学家开始涉足解放区文学这块既“害怕”又“渴望”的“异域”。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仍然是日本和俄苏汉学界走在前列。半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中国解放区文学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都被译介过去，并进行认真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家，诸如日本的小野忍、冈崎俊夫、鹿地亘、北冈正子、釜屋修和俄国(苏联)的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彼特罗夫、切尔卡斯基等；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即便在国内也属少见，甚或弗如。 当代国外汉学实践证明，中国解放区文学早就作为一种三新(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语；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索罗金语)的异质文化引起了国外汉学家们的关注，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较量、对话中，逐渐找到了“知音”，取得了“共识”，沟通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感情。 最早关注中国解放区文学的是苏联。1932年4月，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俄文版《萧三诗集》(A·罗姆译)，从此开始了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同年7月，美国记者哈·伊罗生(H.Isaacs)在上海主编的《中国论坛》译载了丁玲的短篇小说《某夜》(乔治·肯尼迪译)。但这是对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译介，直到1938年美国《新创作》第5期译载丁玲的短篇小说《入伍》始，美国才算真正拉开了译介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序幕。同样，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水》——1935年10月，《日本评论》10卷10号刊载了中西均一翻译的《水——问题小说》；作为中国解放区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松子》(奥野信大郎译)，刊于1937年10月出版的《山田文学》12卷10号，由此日本学者开始了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⑧ 西欧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也是从译介丁玲开始的。西欧对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译介也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1933年，法文《上海日报》“今日中国文学专栏”译载了丁玲的《水》(徐仲年译)，作为解放区文学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译介的是英国。1936年，英国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活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埃德加·斯诺编)，其中收录了丁玲的《水》、《夜会》、《消息》。东欧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保加利亚索菲亚工会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0年，匈牙利布达佩斯西克拉出版社和雷依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同年，波兰也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华沙书籍与知识出版社)和《李家庄的变迁》(塔·热罗姆斯基译)，捷克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另外，亚洲的越南、朝鲜、印度等国以及南美的巴西等国也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 纵观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的轨迹，我们发现其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日本、苏联、东欧译介的高峰期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从3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共出版(发表)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译品174种，而仅这时期(1949—1959)的10年间就出版了107种译品，占日译解放区文学作品总量的62％；苏联从3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共出版(发表)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译品175种，而仅50年代的10年间就出版(发表)了137种译品，占俄译解放区文学作品总量的78％。而东欧则更明显，在东欧出版(发表)的丁玲与赵树理的20多种译品中，只有两种是60年代出版的，其余均是50年代的产物。所以，笔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是日本、俄苏、东欧译介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作品的最佳期和高峰期。 美国虽然译介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作品起步较早，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到了50年代却有些彳亍不前，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些活气和起色，或者亦可称之为“高峰期”罢。美国在50年代10年间只出版了丁玲的《生活与创作》(美国《中国文学》1954年第3期)一种译品，而到了80年代，仅1980年至1981年两年间就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E·巴罗译)、《我在霞村的时候》(加·比乔格译)、《在医院中》(加·比乔格译)和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K·毛、K·杨译)等六、七种译品。 西欧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虽然大多始于50年代初期，如这一时期法国出版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法国《欧罗巴》，1950)、《小二黑结婚》(亨利·卡孙译)和艾青的《我的父亲》(李治华译)等，德国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柏林)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两种版本、《李家庄的变迁》三种版本等，但是真正的高峰期尚未到来。只有到了70—80年代，欧洲对中国现代文学(含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呈现出了一种繁盛的态势。无论从译介范围的拓展还是从研究对象的开掘方面，都显示了一种兴盛的势头。这一兴盛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就是1980年6月欧美百余名汉学家云集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香港(地区)等国、地区的汉学家百余人。会议还特邀我国著名解放区老作家、诗人、评论家刘白羽、艾青、孔罗逊、马烽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共讨论了7个专题，其中直接涉及解放区文学的专题就有4个：“延安的大作家”、“向丁玲致敬”、“文学里的抗战、革命与民族主义”、“诗人们：向艾青致敬”。这次研讨会，将欧洲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自此，丁玲、艾青、赵树理、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又成为欧洲(尤其是法、德、捷)出版界的热门课题，接连出版了艾青的《艾青诗集》(法，1979)，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德，1980)、《大姐：丁玲选集》(法，1980)和赵树理、孙犁、王汶石、周立波、刘白羽等“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宝贵贡献的知名作家”的作品(法文版《奴隶的心》，1980)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