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6)3-150-04 “红色经典”的说法也许最初缘起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这套“丛书”重印了20世纪50、60年代包括《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在内的一批长篇小说。人们一般所指，也是本文集中论及的“红色经典”主要定格在50、60年代所谓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或上述“红色经典丛书”的择取范围内。 不言而喻，红色革命是20世纪席卷全球的历史现象，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于是，当“红色”和“经典”互为前提、相互连接的时候，一种特定的话语概念就诞生了。只是因为“红色”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从而必然使“红色”的“经典”成为一种具有明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标志的作品，亦即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① 事实上，对经典的研究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意义，并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应该说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一堆浮光掠影的现象。它起于青萍之末，而能蔚然成一代之风气，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因此，对“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论”评判而放弃这一追求。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要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确认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阐释术语就是“革命”。或者说，解析“革命”在“红色经典”的话语构成机制中所处的核心语义地位，是阐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话语表述方式的最可靠的切入点。 革命：“经典”创作的主题性话语表述 如果不拘囿于单一的道德主义角度来考量，那么，所谓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助推器也许是一种合理的表述。《易·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显然，这个古老的言说意在强调“革命”在宇宙世界中的生成的必然性，尤其是它对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那种顺天意应人心的重要意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的中国挑选了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按照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的看法：“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②“革命”的问题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更已成为一个逼人正视、强求人起而行动的世纪性话题。“五四”前夕严复之所以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为中国版《天演论》，正是当时痛感国破山河在的知识分子迫于现实焦虑和迫不及待的心理特征的明证。很明显，在严复看来，作为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包含着的“物竞天择”观念和中国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境况刚好吻合。在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中，鲁迅借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深刻揭示了革命、斗争和“物竞天择”理念在中国的重要性。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定，个人凭着无限的意志力不但自己可以进入“无尽的青春”，而且整个民族、世界、宇宙都可进入无尽的青春。他坚信苏联的十月革命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纪元”，使人类“复活更生”。情况往往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顺天应人”的途径一直贯穿着百年中国的历史。“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③ 如果说，“五四”前后的文学创作执著的是思想“革命”，其后的30、40年代文学全力投入的是政治“革命”，那么“红色经典”则是政治和思想双重意义上的“继续革命”时期的创作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传统思想资源的彻底失败，而正是其内在推动力发生作用的结果。”④“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伟大信念使“红色经典”在“革命”的语义上与之前的文学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与承传性，并在“继续革命”的规引下成为一个新的创作起点。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革命”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概念和实践方式，而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意识形态，“革命”也因此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性话语或文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叙述原则。 实质上，作为对中国革命的形象演义和历史叙事，当代文学本来就负有使“革命”予以美学化的特殊任务。换言之，“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主导性话语，它即使文学与时代有了水乳交融的、及物性的上下文关系，又使得文学具有了某种艺术审美之外的力量。“红色经典”的文学主题也因此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在与革命话语的主旋律协调一致的同时还要保持其意识形态的“纯正性”。《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是以暴力手段建立政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斗争叙事。《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是以塑造人的心灵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表达主题归旨的书写均是以革命者(包括成长中新人)为主人公，以革命活动为主要叙述对象。众所周知，所谓“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既已“约定俗成”本文姑且用之)作品历来是“红色经典”中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的确，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年代，人们渴望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一夜之间诞生。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对已逝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描述和表现正是对现实心理的一种提炼与催化。那些艰难困苦已经褪尽了它的悲剧性原色，存留下来的只是英勇与信心并获得了更加典型集中的形象。它们使历史的“红色”基调复活，历史的胜利是属于革命者的，历史因此变得无比壮丽。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通过讲述“革命历史”来提供新的现实秩序赖以成立的合法性资源，解决“革命”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红色经典”中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几乎能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媲美的“农村题材”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则回答了“革命”向哪里去的问题，或借助主体本质的建构来建立现实意义秩序，用柳青的话说就是《创业史》之类的作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如果将这里的“创业”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意义秩序的创建，那么，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直到其后的《艳阳天》，诸多作品通过“革命”话语组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有关社会主义农村“创业”或创设现实意义秩序的文本。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革命”所赋予话语的意义，而是话语所讲述、所表达的“革命”意义。 其实早在20世纪初，一代文化伟人胡适曾在《留学日记》(1916年4月5日)中断定：“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可也’。”因此文学的发展既可说是进化史，又可以说是革命史。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就用这个观念去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从此以后，我觉得我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上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实质上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哪种语义的“革命”最终都反映在文学上，“红色经典”自然不能例外。这既是它难以回避的历史的、时代的使命，又使它负载过度因而不能承受之重，由此给它身后带来了不尽的贬垢和斥责。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