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4-0082-0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组织中最先打出鲜明政治旗帜的团体。它第一次通过文学集团的方式书写阶级政党的思想观念，同时，将文学自我精神的个体心灵探求，引向自为自觉的群体信仰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群体由五四同人文学倾向和意趣相投的结社聚合，开始真正转向文学组织规范化的统一政治联盟。“左联”使得现代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有了真正意义的分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翻开了新一页。因此，寻找作为文学社团的“左联”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尤其在文学与政治交织形态下，对该社团形成的独特信仰系统内在缘由、知识结构、组织机制等方面的辨析，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历史重新认识的基点，最重要的是找寻切合历史自身形态的理论方法。客观说，“左联”的文学史存在是现代中国文学活动和文艺运动，以及社会政治革命三者胶合的产物。它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情境中，表现出现代文学群体内在活动和外在社会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就此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了解读历史的启迪和还原历史的通道。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政治代名词，她与文学有着同构的主体世界对某种思想体系的认同活动。意识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本身，参与我们机体的活动和实践行为。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① 将“左联”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社团纳入意识形态的视野中考察，既注意到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的日常性和体验性，又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不仅仅向人们提供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知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建构和重建社会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②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联”文学社团呈现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一种整合的文化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基点上找寻其生存的路向，特别是通过社会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文学社团究竟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出文学与政治的联盟？“左联”的作家们是如何表现出文学团体意识形态主控性和作家主体性结合的？“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正式的成立了”。③ 当年“左联”成立作为新闻报道开篇的这段文字，至少传达着这样几个“左联”成因的信息：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与“左联”有着一定的连体关系；促成“左联”成立的直接因素是一些团体“被封”和“自动解散”；“左联”成立有一个“酝酿了很久”的过程。同样，文字的背后也有另一种需要解读的内容：创造社为什么被封杀？其他团体自动解散的前提是什么？这里“时机的成熟”指的是什么？已有的文学史在1927年至193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急变、阶级紧张的对峙中找到了外部因素的答案，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中寻觅到文学内在演变的踪迹。因而有了“党的指示”、“斗争的需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等文学史的叙述。一个文学社团的生成，一个文学史现象的出现被完全等同于政治党派团体的发生，也就相应地弱化了文学社群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左联”的诞生和存在必须从文学群体和政治党派的双重关系中细致清理团体内部的精神取向入手。 “左联”这一团体的七名常务委员中夏衍、冯乃超、钱杏、洪灵菲四人均在1927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1932年入党，非党员只有鲁迅、郑伯奇两人。将“左联”确认为“党领导下”的团体，这自然也是重要依据之一。可是，客观上“左联”又无疑是作为文学社团存在的，其前身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作家等，一是引领了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主体力量，一是坚守了五四思想启蒙和社会解放并进的文学传统。在经历了1927年中国政治形势的突变和一段什么是“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他们共同面临着政治和文学双重的两难选择。“左联”的诞生和运作既是这种选择的必然产物，又是历练两难的过程。 先看“太阳社”、“我们社”与“左联”。在倡导革命文学中出现的“太阳社”，是伴随着1928年1月《太阳月刊》而问世的，但只出版了七期就停刊，8月间组织也解体。“我们社”生存时间更加短暂，从1928年5月至8月间仅仅出版三期《我们月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交叉。它一诞生便自觉承载重大的历史使命：“一面极力克服自我，创造真正革命的文艺作品；一面予反动派以严格的批判和进攻。”④ 其宗旨十分鲜明地强调文艺的创作实践和对反动势力的批判。这与一味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批判反对势力而生成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有所不同。它一方面表现了自己的独立和对倡导革命文学中不良倾向的纠偏，另一方面也感到在当时大背景下必须“自动解散”。“左联”成立之前，各社团群体的频繁变更与革命文学论争有关。至今文学史的描述是：在要不要革命文学上大家没有分歧，开始出自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发明权”的争论，后来两两联合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理解上与鲁迅等五四作家认识产生了分歧和论争，甚至发展到后来带有宗派情绪的相互攻讦，最后是在党中央的指示“停止内讧，加强团结”⑤ 下而休战。正是时势的迫压，后期创造社经历了内部成员的紧张关系对立和政治变化的封杀；太阳社成员的政治分化；我们社的自动解体。于是，各文学群体积极调整，文学与非文学的力量迅速重新组合。1926年鲁迅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有一点野心，……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⑥ 冯乃超回忆鲁迅与创造社关系时说：“在日本留学生中差不多有这么一条规律：每当祖国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外来的凌辱时，就有一些爱国学生起来抗争——弃学回国。这次我们弃学回国和辛亥革命前后回国运动相仿佛，动机是反对国内的反革命……我们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共同想法。”⑦ 另外，历史亲历者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王独清、阳翰笙等人的个人叙述和记忆⑧，既构成历史的主流话语又不乏有历史差异性的细节，构成了“左联”成因的又一面。政党直接参与文艺的活动，文学自觉服从政治的需要，1930年代的“左联”开了现代文学团体两者成功结合范例的先河。“左联”酝酿的过程是20年代末中国现代社会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规约并支配着每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过程”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多重文化因素的构成。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并且指出“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永远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⑨“左联”生成无疑最集中地体现着“想象性和物质性”这样两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