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1-0055-05 一 文学的重新“定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启蒙诉求 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与“文学”两个范畴被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议题。及至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革命文学”一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话语中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革命文学”的声浪越来越大，然而究竟什么是革命文学？它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它发生的必然性何在？提倡者如何去建设它？它和现实、政治有着怎样的纠葛？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左翼文艺界准备进行回答。 中国左翼文艺界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青年已经具备了完成建设“革命文学”的能力，为了使革命青年明了这一任务，他们要求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因此李初梨套用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拜金艺术(Mammon art)》中的话语的语式说：“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1] (P5)这一定义标志着左翼文艺界对文学本质的重新界定、对文学宣传功能的强化和对文学承担社会使命意识的强调。显然，这种思想观点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依存于国际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红色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学意识形态泛化的必然结果，是马列主义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左翼文学本质生成的重要思想依据。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以及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使他们自然地走向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他们斗争、批判的对象明确指向资产阶级及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杂志的创办就是这种“批判”诉求下的产物。创造社成员的“批判”情绪尤其强烈，因为这是与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成仿吾在《文化批判》的“祝词”中说：“这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帐。”[2] (P1)这里，“算帐”的对象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文化。同时，在创造社成员看来，“文学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其倡导者都是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熏陶教养出来的，“他们的意识仍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意识”，[3] (P85-86)那么，进步文艺界自然要对“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进行历史意义上的清算和批判。他们不但有意识地消除新文化阵营的资产阶级意识，而且还要积极进行“自我批判”和无产阶级文化启蒙与建设，这就造就了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文学”[4] (P18)，也造成了一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内涵、知识形态和话语方式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 二 左翼文学的本质界定 1928年的“新文化(文学)运动”要求文学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冯乃超暗示“文学革命”这个“文化上的新运动”的意义太小，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在没有革命认识时，只是自己所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Pierotte)”。这种现状令他颇为不满。他相信“艺术是人类意识的发达，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可当时中国文坛的状况太糟糕了，已经“堕落到无聊与沉滞的深渊”，革命文学的议论虽然“嚣张”，但“无科学的理论的基础”以及“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把问题拘束在艺术的分野内，不在文艺的根本的性质与川流不息地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分析起来，求他们的解答。”[5] (P7-13)那么，转换期的中国应该怎样建设革命艺术的理论呢？他没有回答，而是留给了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来解答。 1928年文学的重新定义，直接目的是为了明确“革命文学”乃至“无产阶级文学”的含义、任务和建设方法。蒋光慈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因此，“革命文学的任务，是要在此斗争中的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倾向。”[6] 这种集体主义的要求，后来发展成为对作家主体性的否定。比如郭沫若认定作家应该做一个“留声机器”，忠实地记录革命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李初梨则把文学的实质归结为三点：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表现、要求；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文学有它的组织功能——一个阶级的武器。他强调说：“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他认定无产阶级文学既不是写“革命”“炸弹”的文学，也不是写无产阶级的理想、表现其苦闷、描写其革命情绪的文学，它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关键在于文学的实践，是故他要求文艺界注意解决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和“讽刺的”、“曝露的”、“鼓动的(Agitation)”、“教导的”等形式问题。[1] (P5-19)李初梨的看法受到了太阳社和鲁迅等的质疑，可他提出的对文学本质进行“奥伏赫变”(否定之否定)的倡议获得了左翼文艺界的普遍认可。所以王独清在《创造月刊》2卷1期上发布了“新的开场”，声称认清了艺术的“职务”是“要促社会底自觉”，指明他们将不再被“一向排斥多数者的艺术底本质所迷惑”，将不再成为“艺术底奴隶”，并宣称：“我们现在的要求是要破坏那种艺术底本质，要使艺术来隶属于我们底生活而不要我们底生活为艺术所隶属。”他还号召说：“我们要切实努力于艺术底解放，我们要努力使我们从艺术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把艺术作为我们苦斗的武器，——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场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