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2-0100-0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是一个特别的文学团体。一方面，不少加入左联的作家以文谋生，他们在左联成立之前和以后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和编辑丛书，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受左联组织掌控的文化空间①。在这个文化空间里面，左翼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与社会文化批评，展现了左翼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左联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联合体，不少加入左联组织的青年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并不从事写作活动，左联的集体行动亦大多与文学无关。“左翼作家”这一身份被左联派上扩大组织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用途。 左翼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以及左翼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其历史文化特征已经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左联如何规训“左翼作家身份”，这一身份又以何种方式在左联组织框架中运作。 最初的身份规训与两类左翼刊物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是年5月10日，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的第2、3号合刊，发表了菊华的《想对“左联”说的几句话》一文。文章以一个几近于局外人的口吻，批评左联的实际行动没有和纲领所规定的趋向同一步子，特别是左联作家编辑的刊物《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文艺讲座》和《大众文艺》仍然在旧的轨道上运行，左翼作家也仍旧是“论文创作、批评随笔”从事着个人的文学活动。文章呼吁左联作家按照左联纲领的要求，不以参加革命的文化斗争为满足，而要把自己的全力交给联盟，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者[1]。总之，左翼作家应该放下手中的笔，投身于实际的政治行动当中。 菊华对左翼纲领的理解以及相应地对“左翼作家身份”的规训，奠基于文章的大前提——我们承认：在大革命的前夜，一切革命分子都是要兴奋地起来参加这个伟大的行动的[1] (P8)。这一为“我们”(包括“言说者”和“隐含读者”)所“认可”的大前提，特别是“大革命的前夜”这一时间描述，其语义功能不仅在于预告一个政治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道德态度，并向读者征询认同和服从。在同一期的《巴尔底山》上，陈正道的《五一与文艺》一文也有着几乎相同的时间描述——“群众的斗争，是到了革命的高潮。”对左翼作家的批评亦和菊华如出一辙，陈正道甚至质疑《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月刊》和《大众文艺》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的“左翼”身份，把它们重新归入“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的旗下。对于真正的“左翼作家”，陈正道与菊华有着相同的期待，亦即“要参加革命底实际行动”[2]。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陈正道、菊华的文章所批评的《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文艺讲座》、《大众文艺》等刊物与《巴尔底山》一道被看作“左联刊物”；过去研究者在编选左联研究资料时，也无区别地把它们归入了“左翼文艺刊物”一类②。这难免给人一个错觉，似乎这些杂志都是在左联组织强有力的控制之下，而它们各不相同的历史背景、办刊方针、编辑成员、发行机构等事实则往往被人忽视。 实际上，当时文化界有影响的刊物当属《大众文艺》、《萌芽月刊》和《拓荒者》。其中《大众文艺》由郁达夫、夏莱蒂在1928年创办。郁达夫主编期间，主要刊载鲁迅、郁达夫、夏莱蒂等人的译作，且每期的头题都出自鲁迅之译笔。1929年2月陶晶孙接手之后，则改以创作为主，开辟了《大众文艺小品》、《各国新兴文学》、《大众文艺讨论》、《少年大众》、《通讯》等有大众色彩的专栏，并杂以漫画、音乐，可谓聚集了来自创造社、艺术剧社、南国社等营垒中从事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美术、音乐等多方面的人才，刊物内容色彩斑斓。 《拓荒者》保持着太阳社的刊物风格，与后期创造社倾向于理论和批评不同，太阳社旗下主要是诗人和小说作者，因而他们的刊物一直以创作为主。1929年3月蒋光慈在上海现代书局推出的《新流月报》，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审查而由太阳社的刊物《时代文艺》(其前身是《太阳月刊》)改名而来。1929年《新流月报》共出四期，主要刊登太阳社成员的作品。1930年改名为《拓荒者》之后，仍旧由蒋光慈、钱杏邨承担编务，主要撰稿人还是蒋光慈、洪灵菲、楼建南、戴平万、冯宪章等太阳社的旧部，体裁以小说、诗歌为突出，创造社的冯乃超、郭沫若等人只是偶尔在那里露面。 这两种刊物的发行者现代书局，由宁波人洪雪帆创办于1927年，其主要出版兴趣在于有政治风险的“新文艺”和“社会科学”，1931年曾遭国民党政府查封。1930年这家书局拥有四大文艺杂志——《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拓荒者》。《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上一则广告一度声称这四个杂志“销路日增月盛，几有求过于供之势”。尽管这只是商家的广告用语，四本杂志之销售的真实情形不一定如其所言，但是出版商对这些刊物之商业前景的关注在这则广告中表露无遗。 《萌芽月刊》则以光华书局为依托，由鲁迅创办于1930年年初，主要刊载鲁迅、柔石、冯雪峰的译作。《萌芽月刊》和前两种刊物一样，并没有因为左联的成立而改变编辑方针。三个刊物上的作者大多用读者熟悉的名字发表文章，在1930年5、6月间相继遭查禁之前，都已经坚持了5-6期。这说明，三个刊物均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在商业上已经让书店老板有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