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34(2006)02-0001-05 胡适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上世纪50年代大陆对胡适的大规模的批判主要是借此切断中国当代文化与西方的思想和精神文化资源之间的联系。与此相反的是，在美国和我国台湾，像余英时、周策纵、唐德刚等知名学者则在中国学术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给予胡适很高的评价，如白话文的成果推展，“科学方法”之应用，思想的全面性，乃至认为胡适开一代思想风气的功绩正在于他的“浅显”。余英时还将胡适列入东方百名文化巨匠之阵营，将他的历史意义归纳为“启蒙性的贡献”和“圣贤阶层”的贡献[1]。大陆直到进入新时期，才勇追美国、我国台湾的“胡适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目前，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大家都认同胡适是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始终没有能够扮演独立的角色，招致是非，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于胡适新诗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有人认为，它提供的是双重遗产——因为它是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结合，一方面使新诗战胜了旧诗，而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专制、单一之类的弊端；有的人则肯定了它的大众意识；还有的人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将胡适重新表述为“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等等。 尽管胡适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红楼梦考证》之类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著作给中国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强烈冲击，但是胡适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引发、催生了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 这里，首先要提到胡适的实验精神，因为它是胡适比晚清“诗界革命”前辈更值得称道之处。这显然是得之于他的美国老师杜威。胡适自述，“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与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2]。而这种实验主义精神具体的体现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这一点。比如，他说，“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3] (P99)；“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4] (P575)；“实验主义注重再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4] (P575)。所以，胡适向来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5]。胡适不只在政治上、学术上如此作为，而且在文学改良上也是这样实践的。 实质上，胡适也属于晚清“条约口岸报刊工作者——文学家群体”(李欧梵语)之列。赴美留学之前，胡适就在1906年创刊的《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和小说，还翻译过许多英美诗人的诗歌。留学后，胡适更加明白必须“从底层做起”[6] (P843)，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报效国家的目的。这可以从1915年9月17日写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看出，“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槌)。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非，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正是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同时，也是这首诗在他和朋友梅觐庄、任叔永、杨杏佛之间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在论争中，胡适常常被朋友们给问住了。所以，他不得不常常对未来的新文学进行种种大胆的设想，于是他也就真的想出了一些诗界革命的新方法，比如他提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7]；同时，为了使自己的革命诗学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不至于是流于“纸上的主义”，他又在他的科学实验论的指导下，开始大规模地试着写了许多与他的理论相配相应的白话新诗。随后也就有了《尝试集》和《尝试后集》中的那些中国白话新诗的最初的一批实验意味很强的新诗。 其实，胡适所谓的“文学革命”是改良性质的。所以，大约是1916年底，胡适撰写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在策略上，明确地将“革命”改换为“改良”，而且对“八事”原则作了删减和调整，这一点放在后面再说。 关于胡适的“文学改良”，我们也可以从他对待古典文学的温和态度上看得出来。当初，他就说过，“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实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8] (P392)。1922年3月，当《申报》创办50周年的时候，胡适为此而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9]。在这篇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中，前9节专讲晚清、民初文坛风云，最后一节才叙述“五四”新文学之状况。文章从《申报》创刊的1872年，也即桐城派古文中兴的第一大将曾国藩去世的那一年讲起。它考察了晚清、民初的古文，为时势所迫，它们也进行了“内部的革新”，也短暂地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应用的工具”。胡适列了四条：(1)严复、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著作与小说，影响很好，但胡适认为，如果它们采用白话来翻译，影响面会更广；(2)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的议论文；(3)章士钊等人的政论文；(4)章炳麟等人的述学文。胡适也从言辞中抑制不住对它们的爱慕之情。但是，它们毕竟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因为它们不能普及到民众中去，不能起到开启民智的效用。胡适勾勒了两千多年白话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试图给以白话文为发展契机的新文学寻找历史的逻辑。何况长期以来“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所以，胡适决定要举起白话文这面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