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1-0014-04 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热情、幻灭、痛苦、焦躁与不安，但在众声喧哗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出讽刺的主调”。[1] (P451)如果说，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鲁迅树了短篇讽刺的规模”。[2] 那么到了第三个十年，讽刺文学已硕果累累，但我们的研究却仅在张天翼、沙汀、钱钟书这几个大家中展开，这未免过于褊狭。基于期刊杂志与近现代文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谈到哪一面，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另一面的认识，笔者想通过《文艺阵地》来研究抗战讽刺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原因与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是抗战大刊，与《野草》、《鲁迅风》集中发表杂文，《七月》、《中国诗坛》较多发表讽刺诗，《解放日报》较多发表讽刺小说相比，它为抗战时期各种文学体裁的讽刺文学提供了最初的和最有影响的发表园地，讽刺文学亦成为这个刊物的主打品牌、拳头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它为主场的“暴露与讽刺是否有利于抗战”的论争，为抗战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2月，茅盾在武汉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昕筹备抗战刊物的出版工作。两个月后，《文艺阵地》按照茅盾“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月出一期，每期约五万字；内容包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战地通讯等)、论文、短评、书报评述，以及国内外文艺动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限，千字以下最好。但小说、剧本可以万字以上”[3] 的设想于广州创刊。自2卷7期起由适夷编辑，至第5卷改出《文阵丛刊》，24开本，共出两辑。自6卷1期起迁重庆出版，组成编委会，编委有以群、艾青等。改为月刊，出至7卷4期停刊。后又续出《文阵新辑》丛刊，24开本，共出三辑。1944年3月停刊。总的来说，它延续了茅盾此前成功主持的以《小说月报》、《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一直保持论辩态势以及顽强坚韧、厚重坚实”[4] 的显著特色。 如果说主编是一个杂志的灵魂，办杂志需要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理念来指导才能保证编者的想法可以得到最大的贯穿；那么，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创作与论争运动，就是茅盾的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1938年4月由他执笔的“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创刊词，显示了刊物强烈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在此之前，茅盾关于《四季相思》不能装进《八百壮士》，“但何尝不可以装进一些讽刺那躲在后方犹然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的内容去？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嬉笑唾詈的内容”[5] 的演讲，表明了办刊人对讽刺文学的最初设想和欢迎态度。创刊不久，茅盾深感“抗战文艺运动”的难以开展，[6] 在《文艺阵地》上正式发出了抗战文艺题材应当广博复杂，不但“要表现新时代曝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7] 的号召；同年8月，他再次上阵，发表著名的《暴露与讽刺》[8] 一文，对暴露讽刺的必要性、对象、作用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旗帜鲜明地为讽刺文学呐喊助威。时至1941年1月30日，茅盾又在《新蜀报》上发表《现实主义的道路》，呼吁大家重视杂文，要让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鉴于杂志对小说、报告文学的偏重，他还在《文艺阵地》第六卷第一、二期上，增加了“杂感”栏，专登杂文。[9] 应该提及的还有，茅盾一直以杂志编后记的形式来肯定、引导讽刺文学的创作，如将《差半车麦秸》视为“目前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品”；认为《防空——勘察加的一角》是“真正能寄沉痛于幽默的作品”；肯定《冀村之夜》、《牺牲精神》用企图讽刺和暴露的态度，写出否定的典型；高度评价《一个老地主的故事》提供了战斗文艺的新类型。 《文艺阵地》刊出的讽刺作品共有48篇，字数多在三两千之间，有不过十行的诗歌，也有超过5万字的中篇小说。从刊物的比重来看，它们占文学作品总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刊物篇幅的三分之一强。从影响来看，有当时就名重一时的抗战讽刺文学开山之作《华威先生》、《魔窟》，代表作《防空——堪察加的一角》、《在医院中》、《烧箕背》等。具体地说，它们是小说18篇：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沙汀的《防空——堪察加的一角》、《老烟的故事》、《烧箕背》；周冷的《胡队长》；萧蔓若的《牺牲精神》；骆滨基的《诗人的忧郁》；周文的《救亡者》；一文的《县长》、《可怜的人》；易丹的《迁厂》、李励文的《一个小学校长的奇遇》；任重的《联保主任》；陈翔鹤的《傅校长》；巴人的《一个老地主的故事》；徐盈的《刘明的苦闷》。诗歌7首：任钧的《“民族复兴根据地”》、《“救国专家”颂》、《“文明”和“野蛮”》、《校长会议与午睡问题》、《“安哥拉”的点和线》；高岗《讽刺二题》。散文5篇：林焕平的《一件小事》；力群的《“胖专员”和“糊县长”》；李石锋的《“扇”变》；田仲济的《灭口》；于悫的《英雄的像及其他》。剧本4个：陈白尘的《魔窟》；赵如琳的《转机》；陈豫源的《抽水马桶》；舒群的《吴同志》。报告文学7篇：落繁的《保长的本领》；野渠的《伤兵未到前的一个后方医院》；丁玲的《冀村之夜》；司马文森的《模范老爷》；天虚的《指挥所里》；叶素的《资本新论》；寒波的《一个赌窟的消灭》。童话2篇：周文的《长期磕头的故事》、《神经错乱病》。转载1篇：丁玲《在医院中》；译作4篇：方士人译《高等学校》；李葳译A契诃夫《亲爱的》；林秀清译美嘉塞玲坡特《他》；袁水拍译《雪莱诗钞(七首)》。 以上作品，从人物形象来看，有国民党文化官僚、基层官吏、普通小职员、知识分子，农民；有没落绅士、帮会流氓、地主。他们的被塑造，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抗战讽刺文学讽刺对象由个体到群丑的变化轨迹。从行政区域来看，有国统区、解放区；也有沦陷区；还有民族复兴根据地。这种“咸与讽刺”的情况应是抗战讽刺文学的特征之一，因为稍后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解放区的讽刺文学几乎销声匿迹了。从题材和主题来看，有童话故事、新儒林外史、乡村传奇。有社会政治讽刺，有道德人生讽刺，也有风俗文化讽刺。讽刺主题自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全部出现后，在这里算是来了个集体亮相。从体裁看，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童话、散文各式齐全。其中抗战讽刺小说从短篇向中长篇、戏剧从独幕剧到多幕剧的发展脉络最为明显。文学作品现实——呈现式讽刺，荒诞——寓言式讽刺，漫画——夸张式讽刺并存的现象，也说明了抗战时期讽刺文学在语体和文体方面的丰富和完备。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说，张天翼的夸张、峭利愤激，沙汀的冷静、客观，均成熟于此。陈白尘的“怒斥”风格亦初步形成。任均的诗歌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凡陀山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作品的或辛辣、温和，或忧郁、俏皮，或明快、沉重，使《文艺阵地》上的讽刺文学披上了多彩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