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近10来年应该是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自开展以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一方面，研究观念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使台湾文学的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以往未曾彻底解决的问题，也一再浮出水面，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忽视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那我们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不断重临研究的起点。有时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和高度进行这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尽管如此，类似的尝试一直是我想进行的。因为它至少可以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而“对话”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不过，本文并不打算进行一般性的海峡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现象描述，而只是试图谈谈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一再重临的问题。 毋庸讳言，近十年的台湾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上获得起点的，大部分研究者十几年前写下的东西今天有不少已不忍卒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近十年来海峡彼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的发展何以如此迅捷、如此激烈的原因，当然，台湾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台湾当下的一门“显学”，与台湾当局竭力推进的“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的主张有着更为直接与密切的关系。 许多论者曾用多元化来把握近十年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此一类说法大致不错。但是，假如这种把握不是基于对目前研究现状尽可能客观与公正的把握，而只是以卖弄个人才学或炫耀理论的新潮，那么，这样的研究存在的价值就需要斟酌。对于台湾文学，特别是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说实在的，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对此关注得还很不够，虽然也有一些大陆学者一再呼吁加强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却效果不彰。在台湾当局竭力推进“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主张的现实境遇中，在台湾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绑上了政治战车。然而，作为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它的特殊文学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可以帮助台湾人民摆脱殖民地的创伤。恰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言，虽然“今天台湾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了，这种‘殖民地的伤痕’必须平复，而不能沉溺于嗜痂成癖之中，温习这段殖民时代的历史，应该是有利于我们走出殖民地的阴影才是”。① 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人为隔绝所造成的历史断裂、理想幻灭和价值混乱的危机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背景，因此新的研究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不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曲折和反复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标榜什么“主义”，都必须面临实践的检验和现实的制约。在这方面，近十年台湾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譬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论争”、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文学的本土化运动的倡导等，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多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与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虑到这些不断重临的问题中所蕴藏着的重大历史真相，问题的严重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每当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叙述开始喧嚣尘甚的时候，文学中的“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就成了炒作的政治议题，如何公正、客观地诠释这一议题，就成了研究者需要直接面对的政治问题，而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有色”的眼镜。为此我们不得不上溯至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的几次文化与文学论争运动，只有尊重性地回归那一段历史，才能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台湾文学的乡土主流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为了抵抗日本文化殖民的压力，确实曾掀起过关于“台湾话文运动”并进行过“乡土文学”的论争。而且不论是“台湾话文运动”，还是“乡土文学”口号的提出，都是台湾新文学动员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他们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台湾和中国是永久不能脱离关系的，所以反对另立台湾特殊的地方性文化。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日据时期，“乡土”二字在台湾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强调乡土，本身就含有抵制外来奴役之意。事实上，不只日据时期，即便战后，乡土文学也依然是台湾文学的一股主要潮流。如果我们理清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历史的真相，那么对于今天某些人企图利用“台湾文学本土化”做政治文章的用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在今天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之一，与某些研究者在现在时的政治意义上使用这些史料不无关系，尤为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某些台湾研究者甚至拒绝相信曾经有过的事实，故意将史料进行断章取义的引用。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现实层面来探讨这些问题，更需要从历史和学术独立的层面来进行思考。台湾历史上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为受害者，故而某些台湾学者的本土叙述就充满了悲情的意味，甚至可以说积怨、迁怒于历史环境和某些个人(譬如蒋氏父子的威权统治)已经成了某些研究者的一条习惯思路。他们人为截断了大陆同一时期也遭受了苦难的情况，处处凸显出一种控诉的意味，企图利用所谓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方式，截断海峡两岸的民族文化联系，企图将台湾凭空打造成一个不存在的“民族国家想像的共同体”。 二、“为人生”的写实主义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分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浩劫确实给研究者造成了不少困扰。但历史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割断，民族文化传统也不会因为简单的“去中国化”而被截流。事实上，自1895年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这半个世纪，可谓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堪称“乱世”。台湾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与闽、粤两省有着紧密关系，大多数的台湾居民本为这两地的移民。日本据台之初，即竭尽全力切断此关系，以使台湾人民彻底归附于他们。到了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已经走上了轨道，其“统治力”遍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仍然无法被完全切断。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台湾地区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由于台湾新文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遵循着“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原则，这是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由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环境的限制，以及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深厚文化渊源，决定了台湾文化的另一种气质和氛围，表现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中的，便是对“原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屈坚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和泪。广大台湾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泪，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台湾同胞苦难生活，启蒙民众铲除封建桎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