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2-0130-07 一、土生文学：文化意义大于人种学意义的文学景观 在澳门，“土生”的概念，指在漫长的岁月中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繁衍出的一组欧亚群体。如果将“土生”定义为“在澳门出生的欧亚混血儿”①，这个概念要大于中—葡混血的范畴，这种说法也许更包容和开放，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感觉，更加深入的辨析只能有待人种学研究艰苦漫长的调查取证。金国平先生在1993年翻译了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关于“土生人”起源的专著，即《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这为我们理解“土生人”这一群体的产生、变化提供了帮助。译者认为：“在澳门开埠以来四个多世纪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华人，葡萄牙人，澳门人——在澳门这一弹丸之地上朝夕相处，却又老死不相往来，完全自成一体。作为历史和东西方交流的产物的‘澳门人’这一群体有其十分独特的人类、人种及文化特征。有关他们的专著绝无仅有。”② 专著无论是从历史资料、人类生物学资料还是人种学资料上的研究，都给人扎实可信之感。例如无论是通过对“土生人”抽样的血清研究，还是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方言、习俗、服饰等方面的考察，对于“土生人”的溯源及其变化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根据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分析，葡萄牙人与马来妇女的结合是“土生人”族群最早的源起，随后，日本人、印度人、帝汶人入居澳门，使这一族群的遗传本底更加丰富起来，而葡萄牙人与华人之间血缘混杂的加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土生人”的谱系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而且，所谓典型的“土生人”文化特征也逐渐融会到澳门文化之中，研究者不无遗憾地说，“这一切正在消退，濒于灭绝，原因是当地的澳门人③ 已向西方和任何一个社会等级的华人的文化模式持开放的态度”④。 显而易见，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研究态度始终是站在以葡萄牙为中心的角度来论述，这使她的人种学的研究无法不带上后殖民的色彩，所谓向“任何一个社会等级的华人的文化模式持开放的态度”之说，其实不如说是几百年来华人的文化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使然。即便是澳门中文世界对他们的接纳也是有一个过程，诚如金国平先生说，“中文口语中通常称之为‘土生’。这一称谓不无贬义”，所以起码可以说，双向的文化模式的开放态度才是交流沟通的前提。另外，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研究似乎在强调“土生人”的源头与华人血缘的非直接关系，然而这个“土生人”在人种学意义上的式微却又与华人血缘的融入、华人文化圈的融会不无关系。现在从已有的土生文学作品来看，其作者大都是中葡混血儿，故事涉及的基本上是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实际上就构成对土生人“起源”的一种记忆，从繁复的遗传底本简约为中葡混血，多种文化的交融简约为中葡两种文化的交融，这不仅可以看到四个世纪以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华人文化圈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出“土生人”生存发展中文化选择的必然性，确切说是相关的文化记忆。因此，对于“土生文学”的研究，除了重视、挖掘其文学价值以外，文化融会交流方面的意义也许是更重要的，它实际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大于人种学意义的独特文学景观，在中文世界里开拓了“土生文学”研究的汪春认为，“土生人”典型，因为是中西文化“渗透融合的历史积淀和典型范例”，“有清晰的文学面貌，有条件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形象”⑤。 即便在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关人种学与文化学意义的双相纠缠，关于“土生人”(Filos da Terra)——金国平先生说，“本人认为‘澳门人’可为它的中译之一”，应该说，“澳门人”是更加能够凸显文化交融意义的称谓，而“澳门人”的文学，这种用葡语写作的文学与其说归入海外的葡萄牙文学，不如说正是澳门文学“创世纪”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澳门这个中文媒体为主导、葡语仍然存在的世界的重要文学读物，其汉译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中文读者所认识，“澳门人”的文学实践实际上已是中国文学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用“澳门人文学”来直接命名，不仅容易混淆澳门文学的作家群，实际上也无法传达出这一独特的澳门作家群创作的文化意义。因此，尽管不如人意，“土生文学”的这种命名仍然是可行的。而“土生文学”中这样一种另类的“澳门人”形象，无疑丰富了“澳门人”形象的谱系，然而这样的认识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有关“澳门人”文学形象的探讨中甚至被遗忘，例如有论者认为：“本土作家笔下都未曾塑造出一个‘活的’、能震撼人心的澳门人形象”，“翻阅许多作品。我们很容易找到‘澳门人’的统一形象：朴素、热情、善良，还有一些儿胆小怕事”⑥。在这里，土生作家并未进入论者的视域，自然将这样一种土生作家塑造的“澳门人”排除在外。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澳门显然是研究者对澳门文学提出较高期望的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无疑异质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背景，亦可由此提出“土生作家”的本土意义和相关“澳门人”的象征与启示价值。然而仅仅对“朴素、热情、善良，还有一些儿胆小怕事”的“澳门人”形象表示失望，不能说明论者是自觉地站在一个丰富的“澳门人”的立场去思考澳门小城的文学问题。对怎样才能“解开长期以来对‘澳门人’观念的束缚，从此带来创作艺术的解放”，重视对“土生文学”的研究，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二、祝祷与歌唱 在意蕴与情调上，土生文学总的来说充满祝福、祈祷，体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对澳门这一片与土生人休戚相关的处所的礼赞，显示了土生文学题材上的鲜明特色。 对于这一特殊族群的澳门人的“起源”与“起源”之地的共同关注，几乎是土生作家不约而同的心态，这首先是他们对澳门充满了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族群的精神谱系上从葡萄牙认同逐渐过渡到澳门—中国认同，但不论怎样，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对澳门的恋情。持续不断的澳门恋情本身就可以直接成为一种题材。以诗歌来说，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1919-1993年)的诗作《幸福的花园》⑦ 中表达了这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