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6)01-0051-05 传统的海外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Sinology)，发源于欧洲，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随着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国内学者到欧洲大学任教、大陆作家和文化人跻身于欧洲文学艺术殿堂，其著述纷纷获奖，欧洲对现代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随之增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自然也列入其中。笔者于2004年秋至2005年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隶属于文学、语言和文化学院的亚洲研究系，以中国近代、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其学科带头人杜博妮教授(Bonnie S.McDougall)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马柯蓝博士(T.M.McClellan)是研究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专家，朱利安·沃德博士(Julian Ward)研究明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戏剧、电影。 一、对流派、作家、作品的选择不同 国内学界对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一般分得很清楚，研究者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不以主流文学、通俗文学、先锋文学等通常的概念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而是首先看其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征，是否为民族文化中本真的语言艺术精品，而不是泛现代化的文化商品。他们大约把涵盖以下五个方面因素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课题。 (一)凝聚着东方哲学和美学精髓的作品 在当代文学流派中，欧洲学者重视寻根派作家，韩少功、阿城等的作品及文学观念得到更多的介译；莫言、贾平凹等人的乡土小说也频频获奖。2004年3月19日，法国文化部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余华、李锐“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另外，阿来反映藏域风情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充满东北乡村气息的《香坊》等作品也在法国“中国文化年”期间得以推介和出版。爱丁堡大学的马柯蓝博士把中国通俗小说自张恨水，到金庸，到王朔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前两位作者所描述的中国世情民俗和中华民族精神；选择王朔，则是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角度来看的。 这些作家受到关注的原因，除了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外，应该主要归之于作品的寻根意识、民族立场、民俗追溯和民间人物形象塑造。 (二)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除了体现传统东方哲学和美学的作品，欧洲学者着重于中国文学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的研究，其特点、意义和影响，有无创新，在世界文学中居于何种地位，是关注的焦点。 2001年2月22—24日，“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Rethinking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国际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研讨会共分6个部分，其中第一、三、六部分的题目分别为戏剧和文革、电影和文革、文学和文革。其中，德国海德堡大学巴巴拉·密特勒教授(Barbara Mittler)的论文“To be or not to be--Making and Unmaking the Yangbanxi”用细读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举一反三，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标本的样板戏所产生的背景、性质、意义、影响等提出新的观点。比如：“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说明样板戏不是文革的产物”，“寻常意义上的判断，说毛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造成艺术上的离经叛道，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早在四十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中国的传统戏剧已经被迫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了。所有的样板戏所遵循的戏剧规则在那时已经形成了。”[1] 作者以1970年版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详细分析了其在编剧导演、文本语言、人物设置、舞台造型、唱腔设计等方面的特点，阐释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三突出”等艺术原则的运用。文章避开大多数的学术文章谈到样板戏时的社会政治视角，客观地评价了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处，作出结论：样板戏绝不是偶像破坏的、打破旧习的、仇视外国的时代产物，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中国戏剧和西方音乐剧的继承和发展，为转变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为西方口味提供了历史机会，为后来的文学、电影、戏曲等树立了一个榜样。无论政治上对它怎样评价，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特别是1970年的电影版都应该称得上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尝试，是美学标准上的艺术精品。 作者强调样板戏的创新手段是：为了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阳刚的无产阶级风格，在艺术上使用了一种“语义上的武断”(semantic overdetermination)。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被定位成为一种“样板”的因素。通过广播、电影、海报、短篇小说、连环画、录音、板报、钢琴选段、人物绘画和雕塑等形式规定给文学艺术创作，传达给受众，被定位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没有把样板戏这种文化现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个传承过程去看，所以忽略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颠覆性破坏和对文学艺术个性生命的根本上的扼杀，单纯从一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的角度评价“样板戏”和文革文学作品，这是和大陆学者截然不同的。这种割裂历史的评价在我们看来是片面的，但这正是他们关心的题材和评判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