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著作中历史被一再重写，并不罕见。《史记》中的从汉高祖到“今上”(汉武帝)那一段，《汉书》将它重写了。《新唐书》改写了《旧唐书》中的唐史。民国时期完成的《清史稿》中的清史，将被正在组织撰写中的《清史》所重写。在国外，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法国巴黎公社的历史被不断重写。至于苏联1917-1991年间的历史，苏联倒台后也被重写。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治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在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以后，先是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后来重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可以理解的。从总的方面看，重写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比“文革”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学术水平要高出一个档次。二十年过去，我们再审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现代文学论著中的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认为，有五个大问题必须辩证看待，妥善解决，这样才能在21世纪写出我国真正高质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在习惯上我们称之为“现代史”(按：自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历史，在习惯上，我们称之为“近代史”；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称之为“当代史”，而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是一个词，都是“Modern”)。中国现代史的三十多年，直接关系到后来中国的历史和命运。起初是“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来是“五四”运动爆发；再往后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工农运动勃兴；其后是国共合作，进行了“大革命”；而后是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大屠杀，对工农红军“国剿”；不久，“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东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后爆发抗日战争；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亿万军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搏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中国又面临着未来的历史和前途往何处去的问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建立了中华人民和国。作为一名现代作家，在这三十几年间，政治表现如何，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和人民站在一边，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的呢？还是站在它们那一边反对人民的呢？或者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呢？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或者是在“五四”时期他还倾向进步，但在后来又转为颓唐以至走向反动的呢？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考量这一时期作家的政治表现这个大问题。 但是，“文革”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现代作家的政治表现作为唯一标准，凡不和人民站在一起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概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甚至对那些政治中立的作家，或者对前期表现进步、后来走向反动的那些作家，也都排除在外，或者对他的前期进步表现百般挑剔，一带而过。这样，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寥寥可数。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不可取的。文学史毕竟是文学史，某一作家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应该是考量一个作家能否进入文学史的衡量标准。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某些重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孤立地评论某个作家及其作品。像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那样，把某些作家作品抬到不恰当的高度，同时又肆意贬低和诋毁和共产党一起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造成了另一种片面性和失误。 进入近代以前，中国并无文学史。但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评论某个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总是把他在历史上重要关头时的表现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统一起来加以考虑，既不抹煞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指出他们的大节如何。例如，对晚明的阮大铖，他的《燕子笺》、《春灯谜》，有一定的艺术性，给予适当肯定，但对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中的人物，品格低下，后来又投降清朝，出力卖命，则加以贬责、抨击。他们既讲作品的文学价值，又讲作家的政治表现。如此衡文、衡作家，我以为，在新世纪重写现代文学史时，是应该予以继承和弘扬的一种好传统。至于具体到某个作家，更需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譬如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比较进步；后来颓唐、消极，脱离民众；抗战爆发后投降日寇，当了文化大汉奸。在不同时期他的政治表现，各有不同。但周作人的散文和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有相当的艺术性和史料价值，我们还是应该予以适当肯定。不过，评价周作人，绝不能回避他在抗战中当过文化大汉奸这个大问题。 二是现代文学史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反封建，而且重点是反封建。反对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个性的束缚，张扬人性，宣传个性解放。在这一点上，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田汉、冰心，都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不只强占了东三省，而且蓄意鲸吞中国，中国各族人民面临救亡图存的生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启蒙，力主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少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文学作品多了。人们将这种文学现象称之谓“救亡压倒了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