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本文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的史识和研究对象的史识两个方面。研究者的卓越的史识和对研究对象的史识的真知灼见，是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水平，写出具有独特性的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根本所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史识是认识历史的必要途径。养成科学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的灵魂，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的唯物史观。 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附录“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中，从1924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始，至1993年4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止，共收有“中国新文学史的著作，含文体史、阶段史、地区史及其他有关专史”154部①，由于《编纂史》写作时间所限，1994年以后正式出版的有关著作则不及收入。所有在此《编目》中收入和未收入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都显示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绩，都以各自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提供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启示了思维新路。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开放局面，人们努力以新的文学观念，运用新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平原就把文学史分为“教科书文学史”和“研究型文学史”，要把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写成“研究型文学史”，“突出论者的史识以及结构分析的追求”②，强调了研究者的史识对文学史写作的决定性作用。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主展开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反映了经过“观念热”、“方法热”之后，文学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追求研究新境界的激情。讨论的重要收获就是更多的人注重了文学史研究的史识问题。在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还有人从史识和史的关系的角度阐释史家的价值取向，肯定史家主体史识的重要性。一部史著所要达到的就是史家主体以自己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对原生态的历史本体，特别是对由一定的思想、意志、才能、品格所支配的历史行为主体的分析、认识，而形成的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科学的反映和概括，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的史识和研究对象的史识两个方面。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清代文学家叶燮在其诗话著作《原诗》中，谈诗歌创作强调做诗必先有诗之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③ 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主观的“才、胆、识、力”与客观事物的“理、事、情”的统一结合，而诸主观因素中，胸襟是基础，“才、胆、识、力”则使胸襟尽发其神明，“理、事、情”得到充分的显现。叶燮特别强调在“才、胆、识、力”中，“识”又是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根基，他指出：“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④“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⑤“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託。”⑥“识”是核心、是根本；有“识”才有“才、胆、力”，有“识”才会有自己的超出古人和时人的真知灼见。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谈研究文学或作家时总是提醒人们要有自己的锐利眼光和深广见识，他以“选本”为例说：“不过倘若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⑦ 在鲁迅看来，具有独特眼光和识见的人，才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而具有高超史识的人也才有写史的力量。著名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认为文学史家的“学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那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一个文学史家重在有史识，有自己的见解，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出的就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⑧ 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论及阅读艺术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时也肯定了研究主体的学识见解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文学研究’(literary scholar ship)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⑨ 上述提到的“识”、“识见”、“眼光”、“判断”、“史识”都是讲的人的主观的知识、学识、见解和分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力、洞察力、判断力。这具体则表现为研究主体对社会、人生、历史的综合认识能力、洞察能力，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社会历史现实和预见社会历史发展未来的能力。作为其综合表现的史识，无疑就是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或者说就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发现。这种综合一体的主观能力，是由研究主体的世界观、学识才能、人生体验、学术品格、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史识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实践问题，它决定着研究主体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接近真理的程度。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史著中都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