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春节，史铁生把他的随笔集《病隙碎笔》寄给我们，在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写下：李锐 蒋韵 批评。我记得铁生写完《务虚笔记》之后，肾脏开始出毛病，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只肾。一九九八年初他开始做血液透析。面对难以想像的困境，铁生的方式是开玩笑，他说，老天爷先是让我坐下，现在又让我躺下。你别瞧咱躺下了，咱现在可是高级人了，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听他这么开玩笑，你就知道自己准备好的那些安慰话根本就没有用。和铁生是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铁生拿命熬出来的作品哪能不看？在此之前，每次到北京，只要他的身体允许，总要去家里看看，谈笑甚欢。去不了的时候，也要在电话里聊几句。但是，自从看过《病隙碎笔》，就觉得遇上了一个难题，一个大难题——不知道怎么跟铁生说才好。既是同行，又是老朋友，如果看了对方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见面的时候却又一字不提，你就得装，你就得环顾左右而言其他。偏偏铁生又极有道行，你不说，他也就一字不提，陪着你环顾左右而言其他。弄到最后，我就不大敢去铁生家了，到了北京只打电话，尽量减少到家里去的次数。不为别的，只为了回避那个难题。 说起来那个难以出口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看过《病隙碎笔》之后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本随笔，首先是关乎个人的信仰，其次这是一个解决了的信仰。信仰关乎个人，别人就很难插嘴；更主要的，既然是一个解决了的信仰也就同时失去了论证的必要和张力。就好比一个有了最后得数的方程式，演算的过程再复杂，也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这本书被作者预先取消了叙述动力，作者自己对自己的平面论证，使得叙述本身丧失了自洽性。这和人生不一样，每个来到世界上的人到头来的结局都是死，正因为结局都一样，过程的不同才印证了生命的可贵。文学的千姿百态正在于呈现了万千生命体验的万千不同。可是这话怎么跟铁生说？这岂不是等于说你这本书白写了？更何况，我对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能力深为怀疑，如果是我自己头脑简单想错了，就更没有必要用自己简单的错误去打扰朋友。 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当中，史铁生是一个意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深刻存在。记得一位朋友说过，我辈还在和人对话，铁生早已经在和神对话。就好比在天下滔滔的名利场上，忽然有人吟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声音干净，纯粹，悠远，神奇，有如天籁。史铁生的意义不在于说明了什么，丰富了什么，而在于强烈地对比和衬托出了什么。史铁生对世界采取的态度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如果，我非要拿着加法去推演减法的算式，岂不是大错而特错？又更何况，我的怀疑不止是对《病隙碎笔》而发的，我对所有类似的形而上论证的“文学”，都有同样的疑问。如果对上帝有话说，就该直接去看《圣经》。如果对佛祖有话说，就该直接去读佛经。如果对哲学有话说，就该直接去读哲学著作。就像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替代物一样，文学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和哲学的替代物。许多人都在赞美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可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情怀之外的文学。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有唯一的一个，所以方式和风格的不同就成为作家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个不同就没有必要再写。宗教情怀是一种共同的标准，它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写出好文学。就好比共产主义信仰是许多人的一种好信仰，可那同样并不保证你能写出好文学。存着这样的顾虑，我一直没有和铁生谈出自己对《病隙碎笔》的疑问，而且一存就是四年。 今年春节前夕，在轮椅和透析之间不停往返的史铁生，居然奇迹般地又拿出一部三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在书的扉页上，铁生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下：李锐 蒋韵 批评。于是，今年的春节长假，就变成了我细读和体验“丁一之旅”的日子。撇开别的一切不谈，这三十多万字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它告诉我们，史铁生绝不仅仅是往返于轮椅和透析之间，在轮椅和透析之外，史铁生有一条生龙活虎、出神入化、恣意汪洋的生命。我惊喜地发现，史铁生终于摆脱了以往那种从肉身出发的困顿的苦行，终于冲出了那个平面的自我论证，他甚至终于打破了自己以往的书写所建立的文学边界，完成了一次出神入化的自由的飞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就是因为史铁生创造出了一个超乎生死，超乎肉身，超乎时间和空间，超乎主体、客体，可以在精神和现实之间任意飞翔的自由的行魂。这个自由的行魂可以在丁一一带，可以在史铁生一带，可以和丁一或者史铁生的肉身合为一体，也可以和丁一和史铁生争吵、对话，可以随着丁一的一切欲望亦步亦趋，也可以转身而去反观世界，留下“那厮”自作自受。行魂伴随丁一上天入地、欲死欲仙，寻找理想中的夏娃，寻找自己生命最后的皈依。因为这是一场回顾一生的真实叙述，所以你可以看见史铁生自己的种种往事来到笔下。因为这是一场虚拟的精神之旅，所以你可以看到灵魂随着肉身翻云覆雨上天入地。同为这是一场对于文学边界的颠覆，所以你又可以看见史铁生以往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成果，以素材和原料的形态纷纷来到笔下被再次书写。这个自由的行魂在真实和虚拟之间，在回忆和想像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肉身和精神之间，自由地穿行，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过的最为奇特的文本。 因为有了这个自由的行魂，史铁生的叙述不再是一场平面的自我论证。这个行魂既是参与者、当事人，也是旁观者、局外人。既是万千欲望的肉身又是灵魂拷问的见证人，既是放纵又是压抑，既是煎熬和苦行又是宽容和悲悯，既是一切的开始，又是最后的终结。这个自由的行魂，不仅让史铁生笔下生花获得了叙述的自由；也更让史铁生的叙述文本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文学意味。如果说史铁生以前的写作更多的是挂在墙上的带画框的画，那么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史铁生直接在墙上凿出一个洞，从这个凿开的洞口里我们看见了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透过这个洞口，透过这场表面上寻找爱情的丁一之旅，让读者们看到了一种拯救，一种难以命名的文学。 和那些动不动就自我感动起来的伪文学不同，真正的文学常常是在深刻的自我否定中获得的。和别人不同，史铁生的自我否定每时每刻来自他的身体，而且这个否定是史铁生在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遭遇的，一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突然被命运摁倒在轮椅上，这是史铁生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前提。在经过了无数的挣扎、抗拒、幻想和破灭之后，在无数次的想到和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和诱惑之后，史铁生得出了结论：“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在想明白了生死大限之后，史铁生又想明白了自己的写作：“后来你想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这两段文字都出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史铁生的写作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结局，而是一个不断否定和不断展开的过程。这种否定甚至让史铁生感觉到“文学”这两个字对他的束缚。
